基于以上原因，封建君主们，无论是骄奢淫逸抑或励精图治，都存在根本性的困难。无论是阿房宫还是大运河，都最终导致了短命王朝。在王朝更迭当中，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帝王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无为而治这种统治策略最终被认为是最合理的一种方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这种实用主义的考量被修饰成了一种道德哲学，从而获得了更加巩固的地位。于是我们看到，自秦之后，国家政权历来只触及到县一级，县级以下，政府往往听凭自治，对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他们的生活算的上是“天高皇帝远”。乡土社会并不会因为政府放任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个的桃花源，无论自治还是他治，都需要有一个权威（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来安排秩序、化解矛盾。乡土社会最终选择了“长老统治”的模式，之所以选择这种模式，而不是我们现在推崇的民主管理，也必然有其内在的逻辑。
正如前面所说，治理需要一个权威，谁来统治的问题就转化为了谁最具有权威性的问题。传统社会，是一个变化缓慢的社会，在这里，最重要的知识是经验而不是理论。在那个没有杂交水稻，没有播种机，没有收割机，没有大棚，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种种今天农业生产的常见事物的时代里，年长者的经验而不是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年轻人需要像陶渊明那样，“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于是长者就成了那个时候的“先进阶级”。权威的树立从来都是基于实用而不是道德，尊老的道德与无为的政治理念一样，是为了避免权威受到不必要的挑战导致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而事后形成的。我们也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孝这个传统美德日渐式微，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老人在其他领域丧失话语权的同时，在调解生活琐事上依然能够发挥余热。
说完了基本的社会权力结构，接下来就要关注被视为社会缩影的的“家”了。费老把中国式的家称为“家族”，以此区别于西方传统包括当今中国的“家庭”。家族与家庭的概念，并不在于人数上的多寡，而在于内里的结构。家庭的主轴是横向的，是夫妻之间的，子女并不是家庭的永久性成员。而家族的主轴是纵向的，是父子之间的，夫妻关系往往处于从属地位。这种结构上的不同，对应的是“家”在的功能上的差异：家庭是一个生活单位而家族是一个生产单位。既然是生产单位，所追求的就不是浪漫情调而是经济效益。要想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有严格的生产纪律，而在家中，最容易破坏这种纪律的潜在因素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于是我们才能够理解，古代模范夫妻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相亲相爱”而是“相敬如宾”，也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礼教之防，那么强调男女有别。与此相似，我们才能理解父权所具有的那种类似等级性的特质，理解过去的继承制度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