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该案实质适用了合理期待原则
（一）合理期待原则的产生及含义。据有案可稽的史料记载，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之观念，最早是由英国大法官Stormon Darling勋爵在1896年提出的，他主张“保险单应根据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进行解释”。[1]在1925年，合同法学者Karl Llewellyn教授认为法院在阅读标准合同的时候，应当深入分析处于弱者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希望合同中究竟包含什么内容，并进一步主张，投保人在购买保险合同后有权得到其所期待的保护，不应过多考虑保险单的除外规定。[2]到20世纪中叶，合理期待学说被再度发现和倡导。在美国保险法判例上，合理期待这个概念首次出现于1947年的garnet案中。罗伯特·基顿（robert ·keeton）法官在garnet案之后，于1970年撰文指出：“许多保险判例的判决名义上分别以疑义条款解释法则、显失公平、公共政策、禁止反悔等法理作为裁决的理由，但它们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共同的理念和判断，这就是以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为导向。”[3]自从上述奠基性论文发表后，合理期待原则逐渐为美国大多数州法院接受和采纳。英国法院长期以来对合理期待原则所持的谨慎而保守的态度，在20世纪末也开始发生变化，处理保险合同的律师也已经开始讨论保护当事人的期望。可以说，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学说所倡导的优先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法益思潮被接受后，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保险合同解释原则。
所谓合理期待原则，是指当保险合同当事人就合同内容的解释发生争议之时，应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合同缔约目的的合理期待作为出发点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法院应重视并尊重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客观合理的期待，即使保单中严格的条款术语并不支持这些期待。合理期待规则作为一种新兴的合同解释规则，与传统的合同解释规则完全不同，要求法官从一个外行的被保险人的合理角度去考察他的合理期待应当是什么，保险合同应根据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进行解释。尽管合同文字可能已经清楚地排除了某种赔付，但如果一个理性的人预期保险合同会对某一种损失提供保障，法院就会要求保险人赔付。由此可见，合理期待原则超越了传统的歧义解释原则，当保险合同条款文义明确并无疑义，法院仍然可以探求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而作出与条款文义不同的解释，即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并不以保险合同有疑义为前提。
（二）该案的判决实质上适用了合理期待原则。本案所涉保险合同对心脏病（心肌梗塞）等10种重大疾病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原告所患的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心脏病，并非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公司本不应承担保险责任。但法院以被告作为格式保险合同条款的提供方未向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尽明确说明义务，应当作出不利于被告的解释为由，依法判决被告对保险合同没有约定的疾病承担了保险责任。可以说，该案在名义上适用了不利解释原则，在实质上是运用了保险法上的合理期待的法律理念。因为在本案中，保险合同对心脏病（心肌梗塞）的定义是清楚明晰的，并不存在两种以上解释，而法院通过不利解释原则的扩张适用，否定了保险合同中明示条款的清晰文字的效力，重新界定了合同内容，即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之外的疾病也要承担责任。但笔者认为，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法官并不具有造法的功能，因此，该案适用合理期待原则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显示了我国保险法还存在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