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程序性给付
程序性给付是国家给付公平、合理、合乎正义的程序，主要体现在国家对劳动权的司法救济义务，司法救济义务是国家最为古老和重要的义务之一，德国着名思想家洪堡认为：“如果公民之间有争端，国家就有义务对权利进行裁决。”[32]提出诉讼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相应的，国家的裁判是一种义务，而不是国家与公民的恩惠。司法救济义务作为国家“国家给付义务”的一种，那么在这个义务之下，法院提供的“给付”是什么呢？这种“给付”就是审判活动本身，具体包括：（1）受理案件之义务；（2）进行公正审判、及时审判的义务；（3）做出判决的义务。[33]而劳动权的司法救济涉及到一个前提即社会权是否具有可诉性，尽管学界依然存在争议，然而社会权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早已将这些争论抛至脑后，国际与国内层次的实践已在不断证明社会权的可诉性。[34]劳动权的司法救济不仅局限于第三人对劳动权的侵害，亦约束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物质性给付（特别是在社会救助中）不能或不足时、制度性给付不能时，公民能提起诉讼请求国家履行相关义务。此外，程序性给付义务还包括在法院和仲裁机构主持下的劳动调解程序、劳动仲裁程序等。程序性给付属于消极给付范畴，一般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是劳动权得以全面实现的最可靠保证。
四、劳动权国家给付义务的基准
对于国家给付活动，一般是没有法律根据而实施的情况较多。即使有法律根据，有时也只是概括性的规定，因此，在现实给付中，通常是给付主体在内部制定给付基准（内部基准）。“补助金等的交付，只要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多少金额交付给谁，的确是委任给行政主体判断，所以这也可成为广义的裁量基准。”[35]这种基准亦只是大致的基准，且内部基准是否具有外部拘束力依然存在问题，有学者认为其“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外部效果。”[36]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权国家给付义务不应局限于“内部基准”，为了保障给付的合乎正义、公平合理，应从横向给付范围和纵向给付程度两方面制定具有外部约束力的根本性的基准。
（一）横向基准：劳动权国家给付义务的范围
劳动权国家给付的范围是基于给付的横向视角，反映给付的广度，即国家对哪些劳动者承担给付义务。社会国原则容易使人以为其基础规范理念只在于对社会弱势的扶持，实则，在当代福利国家，国家给付范围不再限于边缘团体的照顾，而是遍及各种生活领域、对象也广及全体国民。随着给付范围的不断扩张，国家角色不再限于急救的救助者，举凡劳动者个人生计上的大小风险，从些微的伤风感冒，到老年、长期伤病的安养，不论个人贫富的状况，不知不觉中都成为国家理应承担的责任。
一般来讲，给付义务范围集中体现在给付对象层面，给付对象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不特定对象，表现为国家向不特定的公众普遍提供某种福利、服务，其内容主要是服务性给付、制度性给付与程序性给付；另一种是特定对象，即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个人或组织才有权接受和享受某种给付，如社会救助对象，其给付内容主要是物质给付。一般而言，对特定对象的给付主要是为了解决生存困难者的生计；对象不特定的给付则旨在公正的生活、福利和发展。然而，给付对象还有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劳动权国家给付范围是否包含外国人、无国籍人？由于国家给付乃是基于人性尊严保障出发，因此国家不得以身份、种族、性别等条件为选择性给付，所有公民均应为社会救助的给付权利人，只要陷入难以维持生计的困境即可要求国家给付。然而外国人是否属于给付对象的问题还值得探讨，我国《宪法》第3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然并不表明外国人享有公民权，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外国人一般不能享有，集会、游行等自由受到限制。笔者认为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某一层次的劳动权，尤其是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如一定的职业选择自由。对于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基于人道主义考量或国家间的互惠协议，国家可以予以一定程度的给付，以维护其人性尊严或确保其生命之延续。
2、劳动权国家给付范围是否包括组织、团体？个人无疑可作为劳动者，享有劳动权，但是否包括组织、团体在内，传统人权理论认为人权主权仅限于个人，“因为只有个人是人，所以看起来很明显，只有个人才拥有人权。”[37]然而随着对人权本质认识的深入，组织作为人权主体获得承认。德国的波恩宪法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对法人做出人权主体的规定，该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基本权利限于其性质上的可能，也适用于国内法人。”然而，笔者认为劳动权具有人身权性质，组织、团体一般不得享有劳动权，国家对之没有为给付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