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学者提出，现在要用增长消费的办法扩大内需，今后《个人所得税法》的费用扣除标准还是否有可能提高。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国内形势下，尤其是在稳健的财政政策指导下，用提高消费的办法活跃市场、加快流通，从而扩大内需，是一个比较好的途径。从税收的角度来说，有两件事情可以刺激消费。一是调整消费税，扩大消费税目，适当调整消费税率。二是进行物业税改革，调整和降低房地产税，合并有关的税种，适当减轻或进一步减轻广大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刺激消费。三是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在条件成熟时，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笔者相信还会提高，更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笔者非常赞同有的学者所说的，消费也是一种资本，并且既包括消费的货币资本，也包括消费的实物资本。我国的节假日成了“黄金周”，就是扩大和提高了消费，并且税收在其中起了经济杠杆作用。
三、起征点、免征额、费用扣除（免除额）的概念和关系
起征点是指税法规定的对征税对象开始征收的最低限额，当征税对象数额低于起征点时，无须征税。
免征额是指全部征税对象中免除征税的数额，它是按照一定标准从全部征税数额中预先减除的部分，对免除部分不征税，其余部分再按规定的税率征税。
费用扣除是对个人收入额征税时，允许扣除的费用限额。当个人收入高于费用扣除限额时，对减去扣除标准这个限额后的余额征税。
这三者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有的学者过分强调区别，笔者认为没有必要，我们不要从概念出发，而应从实际情况出发。对个人所得税来说，费用扣除标准也就是免征额、也就是起征点。
四、《个税法》的功能定位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要充分认识个税法的功能定位，要从第三次修订《个税法》提出扣除标准由800元提升到1500元和最后确定为1600元的过程，来看个税制度的调节功能和财政功能，以及调整收入差距与组织财政收入的关系。
由800元提到1500元的根据，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是上世纪80年代800元的扣除标准主要是考虑到外国居民的收入高，税收的负担者主要是进入我国的外国公民或居民，而当年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800元以上的纳税人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正因为这样，1986年国家对境内居民还实行了400元的扣除标准，超过400元的就纳税。可是这种境内外两套扣除标准不合适，因此到1993年又合并为一个标准，即境内外居民都实行800元的费用扣除。1993年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1993年到2004年的11年中间，居民收入提高了60—80％，而消费支出也提高了60—80％，这就为由800元提到1500元创造了经济条件。1992年我国才仅有1％的工薪族人员收入在800元以上，可是现在则已有。70％左右的人月收入在800元以上。二是根据我们对深圳、广东、上海、北京的城镇居民的调查，北京费用扣除标准已经提到1200元，而2004年每人月平均消费支出达1483元，距离1500元差17元。广州已经提到1600元，而每人月平均消费支出为1433元，距离1500元相差67元。深圳已经提到1800元，每人月平均消费支出1812元，距离1500元负312元，显然不能用深圳的标准套全国。三是从全国财政负担能力来看，如果按1500元扣除也只是每年减少230亿元的税收收入，全国缴纳个税的工薪族比例由原来的60%下降至30％：如今扣除额调高到1600元，全国个税缴纳的工薪族比例也将由30％下降至20％，这个降幅不小。按照立法政策前瞻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要求，由800元变成1600元，也就差不多了。财政也因此再减收52亿元，每年减收为282亿元，这对去年税收总收入达25000亿元来说，也算不了什么，是可以承担得了的。由此可见，这次《个税法》修订所体现的调节功能，始终是围绕着缩小收入差距，承担国家财政收入能力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