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司法权力化组织体系高度发达的中国，与其否定职权的作用不如承认审判权的作用并加以明确规范，促进司法者能动地输出正义[4]（P.107）。没有健全而有效的程序规范体系，没有与司法权力相统一的法院（法官）责任制度，没有建立严格恪守职业伦理的司法官队伍，就把发现事实的责任交给当事人，其实就是推卸发现案件事实的责任，放弃了对正义最低限度的追求。
可以说，传统的当事人主义已经被西方的理论与司法制度矫正，在引进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发现的诸多问题，同样也可能是他们民事诉讼实践中已经遭遇到的问题，这也迫使他们改变这些制度；同时，由于中国社会环境和关于实质正义文化观念的特殊需求，这些自由主义法学观念与中国现实的冲突比较大，移植于中国后产生的问题可能更多。
二、协同主义：中国民事诉讼发展的方向
何谓协同主义？是指民事诉讼中法院（法官）运用职权发挥能动作用，与当事人实现充分地相互沟通与协作，从而使法官和当事人在事实发现、程序促进等方面共同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的一种模式。（注释5：据考证，协同主义一词，最早由德国学者贝特曼（Bettermann）1972年采用（参见张珉：《试论辩论主义的新发展——协同主义》，载《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之后，德国学者巴沙曼（Rudolf Wassemann）对协同主义进行了诠释。他认为，协同主义是与辩论主义完全不同的一种崭新的诉讼结构，它强调法院、当事人三方的协同关系。“从自由主义的民事诉讼步入社会的民事诉讼，也就是说，从在诉讼中的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理解的话，诉讼步入了法官的指挥和援助的所谓作业共同体，其大大动摇了辩论主义的妥当性。的确，在民事诉讼的教科书中辩论主义作为原则的态度，至今没有崩溃；然而，在同样的教科书所详细论述的那样，辩论主义在很多问题上已被突破，或者受到限制，这一点即使在学界也没有任何疑问。实际上，许多辩论主义的拥护者们也认识到了辩论主义在诸多方面的空洞化，无论作为原则或者例外都难以弥补。”（【德】鲁道夫·巴沙曼：《社会的民事诉讼：在社会法治国家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务》，转引自唐力：《辩论主义的嬗变与协同主义的兴起》，《现代法学》2005年第11期。）简单地说，协同主义是针对传统辩论主义的不足，通过确保法官权力运用与责任强化，促进法官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互动。主要因素包括： （1）法官有阐明权（义务）； （2）法官为形成心证、发现真实所必要的一些权力，如德、日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法官可以询问当事人、可以依职权勘验等权力； （3）法官有指出要适用的法律的义务； （4）当事人有真实陈述的义务； （5）当事人有诉讼促进义务等。可见，协同主义内容涉及到诉讼的各个方面，最终会影响到民事诉讼模式的再构成。（注释6：我国有学者已经提出了协同型诉讼模式，认为它不同于职权主义或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参见田平安、刘春梅：《试论协同型民事诉讼模式的建立》，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