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在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应当恰当地把握知识产权制度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的平衡和协调，正确处理好知识的生产与知识的传播和利用的关系、知识产权的获得与知识产权的行使的关系、有效保护知识产权与切实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有效防止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机制，以使我国知识产权机制的各个方面得以协调发展，既能充分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利益以鼓励知识创新，又能防止知识产权的过度垄断和被滥用以促进知识的有效传播，从而保护知识产权使用人（社会公众）的利益，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并能在国际交往中合理保护我国的利益。因此，我们应该全面、客观、冷静地看待和处理知识产权的问题，即知识产权机制的不同方面和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同政策目标之间需要平衡和协调，我国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中不仅应当继续切实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而且应当注意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和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问题，以维护我们国家和国民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权益。防止知识产权滥用与保护知识产权是不矛盾的，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因为，任何合法的权利都有可能发生滥用的问题，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一种私权，也完全存在被滥用的可能。而且，由于权利滥用要以权利本身的存在为基础，加上权利本身的优势越明显，其被滥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滥用的后果也会越严重。从法理上看，这种规制并不意味着对知识产权本身基本性质的否定，而恰恰是符合法律设定任何权利的目的的，因为任何权利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它都有一条自身正当与合法行使的界限，防止和控制权利和权力的滥用是法律的重要原则，也是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这实际上就划定了正确行使知识产权的界限。在这一界限内行使权利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协调一致的，而超过了这一界限，就侵害了社会利益，也违背了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基本宗旨。
基于以上对保护知识产权与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相互关系的认识，在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而且也需要建立和完善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应当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知识产权不仅仅是保护的问题，而且是包括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在内的全方位、多环节的一个制度系统。
实际上，发达国家在重视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非常重视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甚至可以说，越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力度大的国家，其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力度也越大。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滥用权利要以权利的存在和受保护的程度为前提和基础，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越高、力度越大，其被滥用的可能性也越大，相应地，其被滥用后的危害也越大；另一方面则在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其市场机制比较健全，相关配套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尤其是有一套比较健全的竞争法律制度确保市场竞争的自由和公平，对包括滥用知识产权在内的非法限制竞争行为进行着比较严格的规制。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报告也指出，发达国家在竞争体制的背景下已经推出更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其他确保知识产权不会损害公共利益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在美国，同样在其他发达国家，赞同竞争的知识产权规定和相关限制性商业实践的控制规定是其反托拉斯法律的主要内容，并通常由法院、竞争机构和其他相应政府机构实施。在发达国家，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当知识产权制度得到有效竞争政策体制的补充时，它才能达到预计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