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司章程内容类型化的分析具有重大的裁判法意义，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公司章程条款所具有的法学意义。尤其是通过类型化的分析，公司章程每一条款所蕴含的法理基础能够十分清晰地呈现出来，为司法实践中对公司章程条款效力的认定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在“法定契约说”十分盛行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有学者开始反思公司章程是否真的存在合同机制，提出了“初始章程”与“章程修正案”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别的观点，即“初始章程存在合同机制，而章程修正案无须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能视为一种合同，因此，不能直接依赖合同机制的存在作为基础，支持章程修正案排除适用公司法”。[27]将公司章程两分的观点，对认识公司章程的基本法理虽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由于公司章程的修改有时也可能是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因此这种“两分法”也存在某种局限性，无法彻底厘清公司章程作为载判法源的法理基础。由此可见，公司章程内容的类型化分析，不失为一种包含方法、原理的司法化路径。
四、结语
虽然在立法层面上，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已经确立，但在司法层面上对公司章程的司法化却未见成熟。司法实践中对公司章程的不同理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司成文法的不完善，而公司法又未能给法官提供一种站在立法者的立场去思考问题、遵循稳妥的判例与学说的方法。尤其是“当一种正式的权威性的法律渊源就某个法律问题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时，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不需要亦不应当再诉诸法律的非正式渊源”[28]时，公司章程究竟该如何司法化，是摆在法官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对公司章程内容的类型化，依不同内容蕴含的不同法理将公司章程作为裁判的法源，是笔者的基本观点。无疑，在个案中，通过对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解释，从适用公司章程的基本法理中推导出司法判决的个别规范，并提供这些个别规范对其他案件在适用法上的借鉴意义，是公司章程司法化的任务。公司章程已经成为公司法规范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章程裁判法源地位的深入研究，目的是为了探明这种规范起作用的基本原理，避免出现面对司法难题而在学理上集体失语的困境。果真如此，笔者作此番探究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作者简介】
钱玉林，扬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99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总则中涉及公司章程的条文只有一条即第
11条有关章程的效力和由章程规定公司的经营范围，而200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总则涉及公司章程的条文增至
六条，除了保留原有第
11条的内容外，新增了由章程规定法定代表人和公司对外投资或担保、股东违反公司章程的公司法人格否认，以及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等。
199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
199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84条（公开募集股份的申请）和第
165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并入200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200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将199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1条第1款（公司章程的效力）和第2、3款（公司的经营范围）拆分为两条分别规定。
200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将199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董事、监事、经理的义务的规定（第
59条、第
61条、第
123条、第
128条）调整合并为第
148条和第
149条。
参见2005年修订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42条、第
43条、第
50条、第
72条第4款、第
76条、第
167条第4款。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84条、第
94条、第
104条、第
113条、第
150条。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1期；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4期。
See（1882）8 App Cas 65，p.70.
英国《1985年
公司法》第14小节规定：“公司章程一经登记，就能约束公司和股东，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每一个股东已在上面签字盖章，并包含每一个股东遵守所有章程条款的约定。”
See Companies Act 2006 Explanatory Notes,Chapter 2（65）.
See Simon Goulding，Company Law，2nd ed.,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London,1999,pp.96-97.
龙田节编：《商法略说》，谢次昌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See Paul L. Davies（ed.）,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Sweet & Maxwell 1997,pp.178-179.
参见李哲松：《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参见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423页，第415页。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参见吴晓峰：《股东权不得依公司章程强行转让》，《法制日报》2007年5月27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3条，http://WWW.lawov.comhtml/ss2n897311214.html，2010-01-05。
参见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06）常民二初字第335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钱玉林：《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检讨》，《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
参见2005年修订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84条。
刘俊海：《股东权法律保护概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Bebchuk，Limiting Contractual Freedom In Corporate Law:The Desirable Constrains On Charter Amendments,102 Harvard LawReview（1989）, p.1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