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国《公司法》第34条仅对股东查阅特殊信息资料受阻时规定了司法救济权，而未对普通信息资料予以明确规定，容易让人产生歧义，认为后者没有司法救济权；该法第97条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置备于本公司，却未对有限责任公司的置备义务予以明确规定，也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二、域外立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的界定及其借鉴
（一）开放式立法模式
美国、日本等采用开放式立法模式，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的对象范围较宽，限制较少。比如：美国《示范商业公司法修订本》采用概括式立法，集中在第16．01、16．02节规定了股东查阅权的对象范围，包括章程、工作细则、董事会决议、股东会会议记录、最近3年股东不经过会议形式而采取行动的记录、最近3年全部发给股东的书面信息、董事和高级职员的姓名和地址清单、最近年度的送州务长官的年度报告，以及董事会会议记录摘要、董事会的委员会替代董事会代表公司采取行动的记录、股东会会议记录摘要、股东或董事会不采取会议形式而采取行动的记录的摘要、会计记录及股东登记簿；此外，还规定了法院拥有对其他查阅对象的独立裁判权。[4]美国法院判例也曾有授权查阅记录、账簿、收据、凭证、账单和其他一切证明公司财务状况的文件，查阅公司控制的子公司账簿以及查阅公司的合同、甚至总经理的通信的先例。[5]美国之所以采用开放式立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影响。因为美国实行单轨制体制，公司机关由股东会和董事会组成，股东会是权力机关，股东会下设董事会，没有设置监事会等专门监督机构，因此必须赋予股东较为宽泛的查阅权对象范围，以有效监督经营者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保护商业秘密法制较为健全，不必过分担心股东查阅权的广泛行使从而影响公司整体利益，因而在平衡公司和股东二者利益冲突时，立法价值取向更多地是注重于对股东查阅权的保护。
日本《公司法典》采用列举式立法，分别在其第31、81、82、125、252、318、319、371、378、394、413、433和442条规定了股东查阅权的对象范围，[6]包括章程、创立大会会议记录、未召开创立大会但全体同意提案视为已形成创立大会决议、股东名册、新股预约权登记簿、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未召开股东大会但全体同意提案视为已形成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会议记录、外聘会计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监事会会议记录、委员会会议记录、股东名册和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此外，还专门规定了外聘会计制度，除了公司内部的会计出纳之外，公司还要聘请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外部会计专业人员参与公司的财务会计工作，以实现公司内部财务会计工作的外部化及外部会计专业人员监督的内部化，借此提高公司财务的透明度和公正性，[7]从而有效地保证了股东查阅权的顺利实现。日本《公司法典》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中虽然设置有监事会等监督机构，但因为其设置有外聘会计制度，公司财务透明度较高，股东查阅权对象也较为宽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