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的情况相反的是，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三年多以来，至今没有一起中国媒体或中国记者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诉讼——至少是没有这方面案件的公开报道；而自2002年底中国首部地方规章《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出台以来，近九年的时间中，只出现了一起记者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件。这个案件结果以原告撤诉告终，而且原告是以公民身份起诉的。可以说，中国至今没有一起真正意义上的媒体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诉讼。
这就是中国媒体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进程中的两面性：在报道他人案例中，积极主动；但媒体自身却几乎不去利用这个重要的法律工具。
政府与媒体关系的重构
中国媒体之所以极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一方面有媒体自身的特性，即新闻报道的时效性要求。新闻强调的是一个“快”字，但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需要遵循法定程序。从申请提出到政府部门答复，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很多时候，往往是政府机关尚未答复，媒体的报道时限已到。记者往往不得不选择其他获取政府信息的方式，比如通过政府的宣传部门申请采访。
而政府宣传部门的存在本身也是中国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他们一方面承担着政府机关对外形象宣传的职责，另一方面也发挥着限制媒体的功能。因此，中国媒体同政府部门打交道，几乎都得通过宣传部门，而不是联系负责政府信息公开机构。
这种状况带来的弊端是，因为宣传部门不是法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机构，其工作模式是请示领导，或者与其他部门协商。这样的工作模式带来的实质性结果往往造成法律执行的不协调，很多时候不是在“依法办事”。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其名着《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因此，所有的党派在它们的日常论战中，都要借用司法的概念和语言。”
而在中国，有些时候却恰恰相反。本来可以通过司法解决的问题政治化，信息公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中之一。
因此，在中国未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如何更好地给宣传部门定位，如何转变“报喜不报忧”的宣传体制，真正打造“阳光”政府，切实推进信息公开，将是一个重要的改革课题。
另一方面，中国的媒体也应该更多学会同政府信息公开机构打交道，改变过去长期依赖宣传部门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