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有这样的说法“不自由，毋宁死”，但真有这种感觉和信念并能够实践的人一定是少数。真实世界中，更多的人相信和实践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怎么能让人相信，那些一审被判死刑的人上诉，是要求加重自己的处罚？律师为此上诉，是铁心违反自己的职业伦理呢？而上诉后法院改判无期为死刑并不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如果不是有意欺世，就一定是脑子有问题。
至于死刑是否会出现问题，其实是需要司法慎重的考量。但以此作为废除死刑的理由，不成立，以点概面，不合逻辑，是诡辩。吃饭也会噎死人，是否人类应废除吃饭？监禁更容易出错，是否就应当废除监禁：还别说监禁错了可以事后补偿，其实失去自由同失去生命一样，在绝对意义上，都无法补偿。死刑有可能出错，这一点的真正告诫只是，对于死刑的适用必须极为慎重，一定要事实清楚，铁证如山，裁判者一定要不存在合乎情理的怀疑。而这一点在具体案件中是可以做到的。因此，得不出在这些具体案件中应废除死刑，乃至于一概废除死刑的结论。
废除死刑基础是怜悯
如果真要说废除死刑，其真正的基础其实是怜悯，一个情感的，而至少不全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但这种情感并不能独自存在，怜悯的前提是怜悯者自身的绝对安全，居高临下，并且怜悯的对象还一定得是具体的个体。为什么基督教的上帝能怜悯，就因为没人能真正伤害上帝。
我之所以这么矫情或叫真儿，首先是想说，在这个死刑存废的问题上，法律人手中并没有能够一锤定音的超级炸弹或精确打击的巡航导弹，有的只是信念，哪怕包装成了学术。我尊重，但不能令我尊敬，这些信念。光有信念不管用。面对汹汹“民意”，面对每个具体个案的事实，法律人得有能力展开体面且有效果的沟通，即使最终没能达成一致。
在近年来引发社会热议的一些死刑案中，一些法律人不直接面对普通民众的诉求，把自己的信念隐藏于法律人的技巧之中，一方面指责民众“实质正义”；另一方面又试图用技术性和程序性法律包装自己的“实质正义”，想先在个案免除某个罪犯死刑，借此逐步废除死刑。
这类战术有时有效，有些结果也许是有益的。只是，就构建和塑造当代中国社会有关死刑的法律和伦理共识而言，常常不成功。有时还进一步撕裂了社会。结果是，法学界和法律人的某些言说常常得不到民众的足够信任，令一些有理想有追求的法律人很郁闷、很委屈。另一方面，不敢得罪民众，有些法律人就拿法院出气，因为这些法院在某些个案上没接受他们的观点。某些法院因此陷入了双重压力，必须应对前后夹击：民众怀疑法院太容易为法律人所操控，法律人则常常指责法院的判决为民众甚或暴民所胁迫。而在这些个案的社会热议后，有关死刑问题的学理讨论基本上没有推进。攻守双方基本是各自固守自己的道德直觉和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