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配偶一方的生育权与他方的不生育权的冲突
（一）妻子的不生育权与丈夫的生育权的冲突
生育的戏剧性在于它是夫妻双方合作的成果。夫妻双方都享有生育权（《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此等权利包括不生育权（《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如果夫妻中的一方从积极的角度行使自己的生育权（生育的权利），他方从消极的角度行使自己的生育权（不生育的权利），则会产生权利冲突。这种权利冲突具有悠久的历史，公元前8世纪罗穆鲁斯的王法就规定，妻子背着丈夫流产的，构成丈夫提出离婚的理由。[19]这一规定得到以后的各个时代罗马法的遵循。这一规定揭示了生育过程的一个悖论：尽管生育是夫妻双方合作的事情，但由于事理性质，与女性承担生育活动的主要负担相适应，她们也处在生育活动的主导方面，双方的性行为是否导致怀孕，怀孕的过程进行到了哪个阶段等，妻子处在信息占有人的积极地位，丈夫处在信息受领人的消极地位。妻子如果滥用自己的信息优势，瞒着丈夫流产，就会为一己之利损害双方的合作成果，构成对丈夫的不公，故罗穆鲁斯的王法作出上述规定。就现代法而言，宾西法尼亚州的法律也规定了类似的规则，要求妻子在实施某些类型的堕胎之前告知丈夫，以尊重丈夫对于生育活动的贡献，而且这对妻子不构成不合理的负担。但后来的判例为这一规则设定了4个例外：1.丈夫不是胎儿的父亲；2.丈夫不在身边且无处寻找；3.怀孕本身是丈夫对妻子施加暴力的结果；4.如果告知丈夫妻子将会受到身体伤害。[20]第一个例外不值得考虑，因为它涉及的“丈夫”不是生育活动的合作者。第二个例外出于事理性质，采取的“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的思路。第三个例外隐含婚内强奸的命题，法律由此赋予妻子的报复权。第四个例外类此。由于这些例外的设定，妻子堕胎须得到丈夫同意的要求得到了缓和，更具有可操作性。
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有所不同，采取的是妻子的生育权优先于丈夫的生育权的路子。所以，妻子到医院堕胎，没有明文规定需要丈夫签字。判例体现了同样的立场，发生在福建漳州的一个判例就是这样的，其基本情况如下：2003年9月，黄某与戴某经人介绍认识并恋爱，两个月后登记结婚。婚后，夫妻俩常因生活琐事争执不休。2004年5月，妻子黄某起诉要求与丈夫离婚，被法院拒绝。不久，黄某怀孕了，她在矛盾中挣扎了许久，一方面，她决心把离婚官司打到底，另一方面，又想生下宝宝。最终，她觉得夫妻关系已无法维持，将孩子带到人世间不利于其成长。于是，她独自将已孕育7个多月的胎儿引产。2005年8月，黄某再次向法院起诉离婚，丈夫戴某反诉她侵犯了自己的生育权，要求黄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费人民币5000元。在法庭上，戴某拿出了胎儿的准生证和妻子的孕产妇系统保健卡，提出“孩子是我们共有的，她不能自作主张打掉那么健康的胎儿”。戴某认为，黄某私自引产侵害了他的生育权，因此理应赔偿由此给他造成的精神损害。黄某则认为，生孩子与否是她的自由，丈夫无权干涉。法院认为，夫妻双方都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在原告怀孕以后，胎儿就成为原告身体的组成部分，而被告的生育权只能通过原告来实现；如果双方意见一致，被告的生育权就能实现；如果双方的意见不一致，则只能依照原告的意愿决定，被告的生育权就不能实现。被告虽享有生育权，但其生育权的实现，不得侵害原告不生育的人身自由。[21]显然，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妻子的判决，这一方面是受美国判例影响，采取了妻子私生活权优先于丈夫的生育权的思路，另一方面是参照了2003年福建省《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条例》第8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该项允许因为离异终止妊娠，不过本案的情形尚未达到“离异”，只是婚姻的一方正在谋求“离异”而已。法院对本案的处理未公正对待丈夫的生育权，遭到学者的普遍质疑。[22]而且，该判决采用胎儿为母亲器官说，未承认胎儿的独立存在，此构成缺陷一。缺陷二是允许孕期达7个月的胎儿被引产，超出Roev.Wade一案设定的6个月的限制，过于戕害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