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宪法学知识体系的新发展——“五权宪法”思想
在辛亥革命期间产生的诸多思想成果中，“五权宪法”思想在宪法学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深刻影响，它也是孙中山政治法律思想中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它标志着具有主体意识中国宪法学的形成，成为宪法学知识从单纯的输入进入主体性创造阶段的重要标志。其实早在1906年，在东京同盟会庆祝《民报》创刊周年纪念的演讲中，孙中山就首次阐述了五权宪法的构想：“兄弟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英的宪法所谓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各不相统，这是从六七百年前，由渐而生，成了习惯，但界限还没有清楚，后来法国孟德斯鸠，将英国制度作为根本，参合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家之学。美国宪法又将孟氏学说，作为根本，把那三权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一百二十年以来，虽数次修改，那大体仍然是未变的。但是这百余年间，美国文明日日进步，土地财产也是增加不已，当时的宪法现在已经是不适用的了。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24]
这里所谓的“五权”，是他在保留西方传统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中存在的考试和监察二权独立，共同构成国家的五大权力。“五权宪法”思想并不是孙中山的凭空想象，而是他在对西方的宪法和政治体制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理性改造。之所以增加考试、监察两权，其目的是力图改变传统三权分立结构的弊端，使五权在政府首脑的统帅下，分工合作，创建一个万能的政府：“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25]
在辛亥革命期间和民国建立之后，孙中山不断完善“五权宪法”思想。在1924年的《民权主义》第六讲中，孙中山对“五权宪法”的内涵做了集中解释。在他看来，西方三权分立的一大弊端是不能实现直接民权，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实行权能分治，以权制能，处理好民权与政府权的关系，实行真正的民权。为此，他对“政治”的含义进行了解释：“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26]他将政治权力划分为权和能。“权”也就是他说的政权，在民众手里，也称为民权；而“能”也就是他说的治权，在政府手中，也可称为政府权。把国家大权分为政权和治权，分别交给人民和政府行使，以保证人民有权，政府有能，避免政府滥用权力。人民之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与复决权，政府之能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
按照孙中山关于革命程序的设计，“五权宪法”是要在训政时期结束、宪政时期开始之时付诸实行的。在他40年的民主革命生涯中，中国革命始终处于“军政时期”，离“五权宪法”的实施还有相当时期。“在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本人虽然基本形成了五权宪法的思想，但是较之于三民主义而言，他的五权宪法思想其实并未得到推广和宣传，当然也没有成为革命的思想基础。”[27]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没有参与《临时约法》的起草，但他希望这部约法能够贯彻其五权宪法主张，使其在“承认行政、立法、司法诸权独立之外，尚含有考试监察等权独立行使之意”[28]。然而《临时约法》拒绝了五权宪法的主张。孙中山在有生之年曾多次推动五权宪法由思想变为制度现实，1922年夏，孙中山还曾令叶夏声按照他的主张，拟出一份“五权宪法”草案，但这些尝试没有成为立宪现实。尽管如此，“五权宪法”仍然深刻体现了中华传统与西方文明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于宪法学知识的自觉和创新。这也代表了这一时期宪法学者们的基本学术取向，即开始注意宪政与文化价值的相互联系，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试图以文化的价值解释宪政价值的普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