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转型社会犯罪上升是转型社会的代价，具有必然性，犯罪控制是否有必要？这是承认犯罪增加是社会转型代价后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虽然社会转型犯罪要上升，但是，犯罪的上升并不意味在犯罪面前人类无所作为，只能听任犯罪的增长。在转型社会中，人们不能逃避为社会转型付出犯罪增长这一代价，但是，人们却能影响这个代价：当人们在社会转型面前对犯罪无所作为时，犯罪会无尺度地增长，直至社会秩序彻底瓦解，无所谓犯罪，进入彻底的人类混乱状态，这时社会转型的代价已无法去衡量；当人们在社会转型中干预导致犯罪产生的原因力，产生犯罪的原因就会受到一定影响，从而使犯罪的规模及其危害受到影响。
既然产生犯罪的原因能够受到人们的影响，人类对导致犯罪的原因的影响就应当有正负之分、好坏之别与程度之差。由于人类对导致犯罪的原因有正负之分、好坏之别与程度之差，所以人类有可能使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犯罪规模与危害程度降低，也就是说，只要人们采用正确的方法是控制犯罪的，可以使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犯罪降到最低水平。
既然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犯罪规模与犯罪危害程度能够被降低，我们有必要控制犯罪。对于因社会转型而导致的犯罪面前，我们不能无所作为，而应当有所作为。
郑杭生教授曾经指出：“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是社会学的深层理念。（注：郑杭生着：《社会学学科制度建设在中国的发展》，载《社会学》2003年第1期。）对因社会转型而导致的犯罪，我们积极控制，正是减缩社会代价的具体体现，也正是人类的合理选择。
（三）面对“片面而深刻”思维范式的困惑
面对改革开放后犯罪潮的冲击，虽然不乏学者提出对策建议，但是看后为之一振的提法并不多。社会保障论似乎例外。社会保障论在分析了因社会分化所导致的社会冲突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保障是控制犯罪的重要内容。与通常的犯罪对策相比较，社会保障论走出通过刑罚或者治安措施控制犯罪的窠臼，试图通过社会治理控制犯罪。应当说这种观点比通过严刑峻罚控制犯罪的观点，比通过治安措施完善控制犯罪的观点要深刻得多。犯罪控制要治标，更要治本，只有治本才能解决犯罪控制的根本问题。社会保障论属于后者，因而社会保障论具有进步性。然而社会保障论也有不足。社会保障论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保障论将控制犯罪策略建立在对犯罪某一方面原因的分析基础上。
将犯罪控制措施建立在对犯罪某一方面原因分析基础上是西方犯罪学主流理论的重要特点与思维范式。在西方犯罪学理论中，根据各家所主张的犯罪原因，犯罪学理论被分为犯罪生物理论、犯罪心理理论与犯罪社会理论。犯罪社会理论中又被分为犯罪结构论、犯罪过程论与犯罪冲突论等不同主张。无论犯罪生物理论，还是犯罪心理理论、犯罪社会理论，都将犯罪控制建立在该理论对犯罪原因的分析基础上。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通过解剖罪犯的尸体，发现低等动物的特征，从而提出天生犯罪人的犯罪原因论。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天生犯罪人不能关押在一般监禁机构，而应当关押在为他们建立的专门机构内永久隔离他们。美国犯罪学家肖和麦凯认为，犯罪是日趋堕落的过渡聚集区的产品。在过渡聚集区，人口流动率高，新居民的侵入破坏了原有的维系该地区的正常关系。由于新居民的介入，造成老居民对当地青少年影响力的减弱，同时新居民也带来新老居民的文化冲突，社区不能对犯罪做出应有的反应，而表现出解体状况。肖与麦凯根据他们所提出的理论——社会解体论认为，要减少贫民区的犯罪，必须改变那里的邻里环境，消解那里的犯罪亚文化。为此他们推出一项计划，即芝加哥计划。根据该计划，芝加哥在6个区域设立了22个邻里中心解决社区问题。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认为，犯罪是人通过与他人的接触学会的。这是犯罪习得论的基本内容。杰克逊等人的研究表明，当一个人与具有犯罪倾向的人交往，这个人犯罪的倾向性会增加（注：Jackson,Elton F.1986.“Offense-SpecificModelsoftheDifferentialAssociationProcess”。SocialProblems33:335-356.）。由于犯罪原因是不良交往所至，因而犯罪控制的重要方面就是控制交往，引导青少年不与行为不良者交往。昆尼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产生一种相对过剩的人口，这部分人口中的一些人把犯罪作为解脱其困境的一种方式，因而犯罪控制必需同改造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关于上述思维范式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用“深刻而片面”（注：陈兴良着：《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