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转型时期的不同国家，犯罪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为什么转型社会犯罪增长得很快？美国学者斯梅尔塞认为，经济增长的革命、民主的革命、权利意识的觉醒与行为以各种方式破坏着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国家领导人对经济和财富分配的控制力下降了，“因为他们没有也无法控制国际资本主义的战略及其产生的后果。政治民主这一推动力不可避免地使向往和经历这种民主的全体公民越来越高而且很难控制的期望，而亚民族的文化运动又会产生与国家分庭抗礼的忠诚，而且常常提出‘不可谈判’的要求。”（注：[美]尼尔·J.斯梅尔塞着：《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载《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法国学者图雷纳在“20世纪的社会转型”一文中指出：在转型社会中，由于社会体制、社会与文化之间的纽带断裂，个人主义被放出来，享乐主义肆意，于是各种冲突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全球、国家、地方、个人不同层面存在对个体化的理解，这些问题具有更强的文化属性，甚至超过社会性。（注：[法]阿兰·图雷纳着：《20世纪的社会转型》，载《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我国学者宋林飞基于我国发展现实认为：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活力，加速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但是剧烈的变革也给社会带来多重压力：第一是利益再分配的压力。我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开始的。一定的经济格局维持一定的利益分配机制。经济格局的任何变化都会使一些人得到一定利益，而使另一些人失去利益。第二是社会结构分化的压力。第三是竞争的压力。由于中国社会的改革是改革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而培育竞争体制，因而改革使包括管理者在内的人都要接受别人的竞争。第四是规范重组的压力。社会转型的压力就是代价。（注：宋林飞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代价》，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上述学者的见解对于回答我们的问题大有裨益。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其文化基础不仅具有计划经济中依赖文化、服从文化与大锅饭文化，而且具有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因而改革过程不仅存在利益上的冲突，而且存在文化上的冲突，加之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后出现的作为工人的农民与城市分配、管理等制度的冲突，使得社会关系出现严重失调。社会关系的失调意味着社会有序度的下降，也意味着越轨犯罪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增加。
这就是说犯罪增加是社会转型的产物，由于社会转型是为了建立更公正、更有效率的社会，因而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犯罪增加问题可以理解为社会转型的代价。代价具有普遍性，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人类的分工包含代价，合作也包含代价，竞争还包含代价，否定代价还有代价。有学者指出：在社会发展中由于人们只能追求其中一个目标，而不能兼顾各种目标，这样会出现发展的不平衡，代价由此而生；人们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由于只能选择某些手段，而放弃某些手段，也会产生代价；发展需要成本，人们的投入是一种代价，选择投入中还要产生代价；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人们力图兼顾各方利益，但是，实践中总有人的利益放在次要地位，由此也会产生代价；在社会发展中为了维护发展的秩序，需要个人将个人的追求置于集体要求范围内，由此还会产生代价。总之，代价伴随着发展本身。（注：韩庆祥、张曙光、范燕宁着：《代价论与当代中国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关于代价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就已提出。罗马俱乐部在题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中指出：人类正在为自己经济的增长付出代价。法兰克福学派着重从技术异化的角度研究了发展代价形式，后现代主义者着重描述“现代性”乃至整个现存文化所导致的社会代价与人的代价。而今关于发展代价论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