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些犯罪控制内容并不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所包容，在犯罪控制中我们就需要在不断完善与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同时对导致犯罪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
总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犯罪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犯罪控制的全部。
（二）有为与无为，如何选择
改革开放后有两种让人不能不思量的话题：其一，中国社会步入高犯罪率时代；其二，犯罪是现代化的代价。是否犯罪增长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代价？
要回答犯罪增长是否是转型社会的必然代价，我们首先看社会转型期犯罪是否都在增长。
社会转型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是同义的。（注：郑杭生等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根据有关研究成果，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犯罪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在西方国家，随着现代化，犯罪率有明显增长。恩格斯曾经就英国工业化后的犯罪状况指出：“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英国犯罪的数字也增加了，不列颠民族已成为世界上罪犯最多的民族。从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犯罪的数字在英国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加的……（从1805年到1842年刑事罪）在37年中增加了6倍……在苏格兰，犯罪的数字增加得更快。在这里，1819年因刑事罪被捕的只有89件，到1837年已经有3，176件，到1842年甚至增加到4，189件。”（注：恩格斯着：《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416页—第417页。）美国学者路易丝·谢利曾经考察过工业化时期的法国与德国的犯罪情况，她在《犯罪与现代化》一书中指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无论法国，还是德国，盗窃罪与暴力罪都增加了，而且盗窃罪增加的程度高于暴力犯罪。在法国，1931年至1939年盗窃罪的上升比率达到230%。谢利还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犯罪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头5年发展中国家的犯罪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发案800起，大约是发达国家的40%，然而犯罪率却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其中男性犯罪的增长率为每年30%，无论从平均犯罪率增长看，还是从男犯增长看大大高于西方国家。（注：[美]谢利着，何秉松译：《犯罪与现代化》，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第56页，第69页。）根据有关资料，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犯罪率上升较快问题。根据印度内务部国家犯罪统计局在1986年的统计，印度1986年犯罪率比1976年的犯罪率上升2.9%，1977年的犯罪率达到每10万人有302.5人犯罪。在委内瑞拉，根据司法部的统计，1962年每10万人有474人犯罪，1972年上升到每10万人有709人犯罪，到1982年每10万人中有819人犯罪，而到1987年犯罪率突破每10万人有1000人犯罪大关，达到每10万人有1，111人犯罪。由于尼日利亚内战结束于1970年，所以从1970年起看尼日利亚的犯罪情况。根据尼日利亚警察总部1990年的统计，尼日利亚1970年每10万人中有171.52人犯罪，1977年达到每10万人中有280.7人犯罪。从1978年起尼日利亚犯罪率有所降低，至1979年时，其犯罪率为每10万人244.82人，但是到了1981年，尼日利亚的犯罪率又开始反弹，截止1985年时其犯罪率达到每10万人有338.02人犯罪的水平。尼日利亚犯罪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注：上述数据源于Hans.G.Heilanded.1991.Crimeand Control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Berlin;Newyork:de Gruyter.有关章节。）。如果我们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也视为一种社会转型，我们看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犯罪率上升的更快。1986年俄罗斯每10万人中的案件是929.9件，而到1990年上升到1，242.5件，到1992年达到每10万人1，867.9件。在匈牙利，根据1986年至1990年的统计报告，各种犯罪，包括强暴、抢劫、盗窃、入室盗窃等，都有不同程度增长，特别是抢劫与盗窃。根据统计，1986年匈牙利全国的重大盗窃案件是15，667件，1990年达到34，370件，1986年的入室盗窃案件是26，679件，而1990年上升到77，077件。在哈萨克斯坦，1986年每10万人中有620.3人犯罪，而到了1990年每10万人中有1，194.1人犯罪，犯罪率增长了15.5%（注：上述数据源于[芬]柯瑞斯迪娜执笔，王大伟等译：《欧美刑事司法撷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