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体系和保障制度，消除外来人口对社会的敌视心理。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地区差距较大，从落后贫瘠的农村来到富足繁华的城市，外来人口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而他们在城市同工不能同酬的不公平待遇、缺乏社会保障、缺少社会安全感，会使他们与社会的关系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稍有不良因素的介入，就会诱使他们产生犯罪心理。因此，建立健全社会公平分配体系和保障制度，让外来人员体会到他们并没有被社会抛弃而是能够得到作为社会成员应有的待遇，他们就会消除敌视社会的态度，并逐步融入、热爱这个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责任意识的确立、公众福祉的维系，是政府在应对非典危机中取得胜利的关键。一向作为敏感问题的外来人口犯罪问题并没有为这次危机雪上加霜，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坚实的医疗保障和其他社会服务，使他们成为社会福利的真正受益者，从而增强了对政府社会的信任感。危机过后，我们更应该以此为契机，全面推进社会的公平分配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对落后地区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投入，提高落后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同时，对城市中的外来人口，也要把他们列入社会保障的范围，充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再次，转变并尽量消除公众的歧视态度，营造人人平等的社会氛围。
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等级贵贱观念日益消退的过程，但我国现阶段，在城市就业扩张能力以及现代化设施的承受能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希望破灭或者欲望膨胀的外来人口就很容易使用非常规的手段，去占有城市利益群体的资源和利益。加上近年来，城市的部分治安、卫生等问题都出自身无分文而又无长技的外来人口身上，城市人更是把劣化了的城市生存环境以及不好的社会治安的责任全部推到他们身上。排斥的心理就这样形成，而在管理制度上设置各式各样的障碍就成为一个必然。城市人歧视外来人口，外来人口反过来也会仇视城市人，怨怨相报，恶性循环，就会永无休止。从大禹治水以来的成功经验表明，真正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是“疏”而非“堵”。外来人员在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中贡献卓着，理应受到平等的待遇和尊重。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和睦共处、融为一体当然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状态；退一步讲，如果达不到，我们现阶段的努力目标也应该是改变社会公众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态度（注：这虽然会是一个艰难的转变，但其可操作性也非常明显，尤其是媒体应该对外来人口的生活多一些正面的报道和介绍，并向他们传递城市人友好的信息，则相互的好感就会在沟通中形成。同时，政府管理部门还应该消除不正当的社会屏蔽，为外来人员解除后顾之忧，像暂住证、户籍证明等应恢复它们作为证件的原本意义。）。
最后，探索尝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路，减缓现有模式带来的各种压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是产生外来人口问题的源头，也是各国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我国在现有模式下，解决农民问题尤其是劳动力转移的方式方法经实践证明带来了很多问题，不仅给城市带来管理的压力，从社会统筹规划的角度讲也是无序和不理性的。“十万民工下江南”并非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惟一出路，在这方面，不少地区已经探索出不少成功的发展模式，这些路径有：（1）村庄就地发展成城镇，如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2）村庄就地改成集团公司，如华西村、南街村等；（3）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迁移至附近的城镇。以上这几种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有模式下剩余劳动力一窝蜂集中到某几个大城市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从而也使严峻的外来人口犯罪问题有了解决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