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已经建立了基本完善的民法学体系。在总则、物权、合同、侵权责任、人格权、知识产权、婚姻继承等民事基本制度方面，我国学者都确立了完备的理论构架。民法学界注重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丰硕，例如对于意思表示、物权行为、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等都有专门的研究著作；对合同法、物权法、侵权法的系统研究也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许多研究既有开放的理论视野，又能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学者的努力为我国民法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三，进行了深入的专题性研究。学界不仅主张民法各部分的体系构建，而且深入进行了各种专题性研究。就所研究的专题来看，其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展。过去，学者多关注基础性的专题，如违约责任、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人格权、担保物权等。现在，学者将其视野投向了法学研究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如互联网的侵权问题、一般人格权、动产担保、纯粹经济损失、安全保障义务等。民法方法论、案例研究方法等也成为学者们重点研究的课题。这些专题性研究不仅丰富了民法学理论，而且指导了司法实践。
第四，开展了广泛的比较民法学研究。比较民法学对于开拓研究视野、广泛借鉴国外的学术成果、构建我国民法学理论体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学界一直重视比较民法学的研究。随着国内学者外语水平的提高和留学人员加入我国研究队伍，我国比较民法学的研究空前繁荣，既关注发达国家的立法、判例和学说，又介绍了发展中国家民法学的成功经验；既翻译了大量外文原版著作和法典，又撰写了大量以比较法为研究对象的著述。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十年，是社会健康发展的三十年，更是以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为主要对象的民法进步的三十年，也是民法学迅猛发展的三十年。民法学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这主要表现在，民法理论和实务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民法学界各种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尤其是有志于投身民法事业的青年才俊众多，新一代的青年民法学者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他们既有扎实的民法功底，缜密的学术思维、良好的问题意识，又有较高的外语水平，思维之严谨、研究之深入、掌握的信息之宽，都令人耳目一新。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民法学未来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