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课程的良好进行也需要整个法学课程体制的适当支持。（1）就课程的时间安排而论，由于本课程需要涉及民法、刑法和其他议会制定法，并将其作为合宪性疑问的对象，因此，似乎应当将宪法学的课程调整到大二下，先修课程包括国内基本的部门法。这与传统的教学思维——宪法学和法理学是理论法学——不一样，宪法学是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学科，缺乏各部门法基础，就无法有效展开宪法教学。[5]（2）为使教材内容与课堂讲授更具对应性，同时解决被调查者在问卷中表达的“课本多数重复”的问题，更好实现宪法学课程的内容独立性，一种以宪法解释学为立场的教材是必要的。
最后，从长远来看，本课程的教学将受到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发展的制约，只有在违宪审查制度活性化以后，以解释学为立场的宪法教学（当然也包括研究）才能够真正获得生命力。在这一点上，法国宪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史具有可比性。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法国大学法学院的课程也普遍偏向政治制度与政府体制的内容，缺乏法学应有的方法，基本上在1971年结社自由案使宪法审查活性化以后，以解释学为立场的宪法教学与研究才开始真正繁荣。
【作者简介】
王建学（1978－），男，河北承德人，厦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法学博士。感谢厦门大学法学院2010级法学一班对调研活动的支持。
【注释】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9、77页。
韩大元：《宪法学研究范式与宪法学中国化》，《法律科学》2003年第5期。
【参考文献】[1] 这受到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罗森博格（G. N. Rosenberg）教授的影响，他在2002年曾借富布莱特计划到厦门大学为硕士生开设美国宪法入门，在他的课程中，笔者阅读了大量的美国宪法判例，亲身认识到美国法学院的宪法学课程是如何进行的。
[2] 这种结构受到了笔者的
宪法启蒙老师李琦教授的一定影响，笔者曾是李琦教授1998年本科
宪法课上的学生。
[3] 班上另有一名同学在私下表示曾出于兴趣阅读了胡锦光教授主编的《中国十大
宪法事例评析》，但未填写在调查问卷中。
[4] 不同的被调查者对“难”的理解不一样，背诵的内容多、学习时间和精力投入大、课程本身内容晦涩都可能属于“难”的范畴。
[5] 随之而来的一个有趣问题是，笔者在课堂上带领学生分析了很多部门法的合宪性，如
刑法上的死刑是否侵害
宪法生命权和人格尊严，
劳动法对特定疾病患者的就业禁止是否侵害
宪法上的平等就业权，这是否会对学生未来学习
刑法分论、
劳动法等造成影响，目前尚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