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维护交易秩序，构筑诚信社会的正常秩序。我国当前诚信道德缺失，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需要采取更多的法律手段，督促交易行为人恪守诚信道德和诚信秩序。据了解，仅仅在北京市的机动车分期付款交易中，目前就有拖欠的货款达150亿元，找不到购车人，或者找不到所购机动车。问题是极为严重的。进一步规范所有权保留和让与担保制度，也可以避免上述风险，推动诚信社会的正常秩序不断完善。
第四，为法院裁决纠纷提供准确的裁判规则。非典型担保物权的立法缺失，使法院缺少统一的裁判规则，而越来越多的这类纠纷不断涌入法院，成为升幅较大的一类民事纠纷类型，给法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对此，法律应当给出明确的规定，统一裁判规则，以便更好地处理好这类纠纷。
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从这些方面来考虑问题，我们的立法就应该对非典型担保物权作出明确规定。
以上两种不同意见已经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学者专家各抒己见，无法统一。而立法机关对此也态度明确，不为所动，始终坚持对非典型担保物权不予规定的立场，因此，在《物权法草案》的六次审议稿中，都没有规定非典型担保物权。
三、物权法规定物权法定缓和是解决争论的最好办法
应当看到的是，由于以往的《物权法草案》（前四次审议稿）一直坚持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实行物权的类型强制和内容强制，坚持《物权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物权不得认为是物权。如果坚持这样的立场，那么，非典型担保物权中，除了优先权在其他法律中规定，有法律的基础之外，所有权保留和让与担保就没有存在的空间，等于在法律上被判处了死刑。
这样就会造成社会生活实践与立法的脱节，尽管法律不承认让与担保或者所有权保留是担保物权，但是在实践中又确实在应用，出现纠纷，法院也难以进行裁判。
面对这个复杂而且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立法机关采取了灵活的立法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物权法草案》中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2006年8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审议《物权法草案》。该审议稿第3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法律未作规定的，符合物权特征的权利，视为物权。”2006年10月26日《物权法草案》第六次审议稿第5条规定了上述内容。《物权法草案》的这一条文，与以前的物权法草案该条的内容相比，最有价值，就是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这一举措可以称之为一个立法的杰作，是妥善解决非典型担保物权存在的上述问题的一剂良药。因为确立了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就等于承认了非典型担保物权，它们是非法定物权，而不是非物权。这样，就把上述非法定物权被判处“死刑”的命运上解放了出来，它们可以自由地存在并发挥作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