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社会结构的调整是企业不同表现的根本原因。
建国初期，国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步骤，获得了对社会中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的控制和配置。并且通过进行创设“单位”和“人民公社”这样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国家控制一切的社会结构。[17]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各类不同的社会组织被整合在“单位”和“人民公社”之中，与国家机关一样，构成了国家向基层延伸的行动触角。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任何处于国家控制之外、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已经不复存在。
这种总体性制度虽然从形式上看十分完美，但在实际运行中却遭遇诸多的困难，因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实行了将近三十年的统治之后，国家开始有意识地“退出”[18]。国家的“退出”行动一方面通过推行“政企分开”等措施，使大量的国有企业逐渐成为一种纯经济性的组织，从而将政府部门从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经济事务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国家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方针，[19]允许、支持和鼓励城乡个体经济的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做有益的补充。正是在这个社会结构的转变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犯罪更多地是一个社会问题，应当寻求社会的解决方案。于是，国家必然会放弃以刑罚为主要应对犯罪策略的传统的、单一的方式，而将转向细密并且多元的新型反应措施。而企业参与各种犯罪治理活动也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这意味着国家尝试着将部分刑事司法权力移交（还）给社会，采取借助多种社会资源、结合刑罚与非刑罚的多种措施共同应对犯罪现象，试图整合全社会力量构建统一的反犯罪战线。
最后，历史总是螺旋式前进，创新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
历史的发展总会在我们目前呈现出一幅幅似曾相识的历史图景。改革开放前，企业作为国家的行为触角，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防控犯罪活动之中。三十多年后，当企业组织在国家刑事政策视野再次显现时，企业组织又一次地发挥出其独特的作用和功能。在第一阶段中企业内部存在着大量防盗队、防护队等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在第三阶段里，社会中又再一次地大量出现各种巡逻队、咨询服务公司和保安公司等组织形式。
可以说，这两个时期，企业在犯罪防控进程中的角色地位存在着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第一阶段，企业只是作为国家组织的一部分融合反犯罪斗争之中，承担着无限的社会职责，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而在第三阶段，企业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独立主体参与到国家反犯罪统一战线之中，为国家行为提供有益的补充。由此可见，虽然从形式上看，企业参与呈现出相似的场景，但绝不是对历史的简单复制，而是在企业获得独立自主地位之后对自身责任的反思，是对第一阶段社会职能更高层面上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