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国家在看待犯罪问题上日趋理性化和科学化，从偏重于打击犯罪逐渐调整为“打击和预防并重”，并将治理策略逐步从完全依赖国家专业力量向全社会力量参与转变。例如，在2001年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中提出了要坚决纠正“重打轻防”的错误倾向，真正落实“预防为主”的政策。[12]接着，在2004年12月北京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社会治安的工作机制”，并要求“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13]随后，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明确“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政法机关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
从上述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后，无论是在针对打击犯罪的专门性会议、文件中，还是在有关犯罪治理的实践活动里，国家都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面上对社会力量参与防控犯罪的重要性予以了高度重视，明确提出了要整合、借助社会力量共同应对犯罪现象。这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及时调整了应对犯罪的策略方针，在坚持国家主导的前提下，旗帜鲜明地要求将社会力量整合到犯罪治理进程之中，同时日益重视社会参与的幅度和层次，积极倡导企业等组织支持协助国家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四、企业角色变迁带来的若干启示
当代中国正处于后发性的现代化进程，经历着主要来自外部力量的大幅度社会变迁，用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从共同社会到利益社会”的社会结构变动。[14]因此，从中国企业在犯罪治理中角色变迁的视角，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首先，企业参与到犯罪治理活动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里，国家虽然不断加强治理犯罪的专业力量建设，不断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包括全国性的“严打”运动和各项专项整治行动，但收效并不理想。[15]这是由于纯粹依靠国家专业力量打击犯罪，不但会造成财政紧张，而且由于过分强调国家对犯罪的打击，会无形中排挤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不愿意再承担的原先对缓刑犯、假释犯的监管工作，也不愿再安置刑释解教人员，相应的，国家适用非监禁刑罚的比例持续走低。这不但不符合刑罚轻缓化和行刑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也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家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行为方式，到了在新世纪初，更是高调呼唤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犯罪治理的积极性，其中当然性地包括企业，尤其是新兴的民营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