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过错责任适用过错相抵也存在矛盾。根据“不论过错有无”的通说，被告到底有没有过错，在事实上只有两种情况：被告的确有过错、被告的确没有过错。在被告的确有过错的情况下，实行过错相抵并无不当。但问题是，在被告的确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还要继续实行过错相抵？显然不能。所谓“相抵”，只能是双方均有过错，否则体现不出“相互抵消”的含义。有时候“相抵”，有时候不能“相抵”，不能“相抵”的例外情形严重破坏了理论的统一性。
因此，无过错责任中的“无”字，应该只有一种解释：没有。过错责任是被告有过错而承担的责任；无过错责任就是被告没有过错也要承担的责任。这种区分在逻辑上更加清楚。基于这种理解，在无过错的情形之下，被告没有过错，但如果原告有过失（不能是故意，被害人故意是欠缺因果关系要件的不能归责的事由），可以减轻被告的责任。这里的减轻，是100%赔偿比例前提下的减轻。100%比例前提下的减轻与有多少比例算多少比例的比较、与比例之间的相互抵消是三种独立的逻辑推理形式，不可混淆。
另外，至于“没有过错也要承担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到底是“法律责任”还是“初始法律义务”，我持保留意见，认为这其实不是“法律责任”。如果我这种认识成立的话，那么侵权法就仅仅是过错责任法，就是按照过错比例承担相应责任。什么无故错责任，什么过错相抵、什么减轻责任（私法责任不应有减轻，而公法责任可以有减轻）就统统都不要了。这样，我们不但把无过错责任这个破洞给补上了，而且由于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干脆把这条破裤子给扔掉了。另外，由于劳累有所减轻，眩晕症也治好了，头脑中的幻觉也没有了。
真好！只不过，这种想法是不是太天真了？
也许这并不天真。因为台湾前司法院大法官、法学教授王泽鉴在其1998年所著的《侵权行为法》第一章第五节“侵权行为法的未来”（第59页）中就写到：关于人身意外损害赔偿，各国依其社会发展所创设形成的补偿体系，基本上系由倒金字塔型转为平方型（平衡型），并渐次移向金字塔型，台湾正处于第一阶段，为便于观察，图示为：
（倒金字塔型）（平方型）（金字塔型）
侵权行为法 侵权法行为法 侵权行为法
无偿过失补偿 无过失补偿制度 无过失补偿制度
社会安全 社会安全体系 社会安全体系
这段图文显示了一个国家“损害救济体系”由低到高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由于缺乏无过失补偿和社会安全的观念与机制，损害救济功能只能由侵权法承担。当时的侵权法是过错责任的侵权法，要承担这个额外的功能，就只能对过错责任进行不断地突破，发展出过错推定及无过错责任，不断以“赔偿”的理论来实现“补偿”的功能。不如此，当时的许多损害特别是工业事故损害就不可能得到法律的救济。侵权法承担了额外的功能，其代价便是自有过错责任理论体系的严密性被破坏了。但随着“补偿”、社会安全观念与机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人们开始检讨侵权法当中的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公平责任的合理性。认为，如果将侵权定义为“违反合同义务之外的民事义务导致的不利后果”，那么，侵权的前提就是“合同义务之外的初始法律义务”。侵权责任只能是因违反初始法律义务而产生，故它绝不可能是初始法律义务。这种认识的关键是：要明确区分“责任”与“义务”、“赔偿”与“补偿”这两组概念。分配责任的前提只能是有过错，而分配义务则不需要有过错，基于其它的平衡利益关系的观念仍然可以分配义务。“赔偿”是基于过错的赔偿，而“补偿”则要基于过错以外的其他原因。因此，目前所谓的“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与公平责任”，实际上是针对特定的不可避免的合理损害，根据社会整体利益进行必要的损失分担。这种分担的基础不是过错，而是社会整体利益的观念，如“谁受益、谁负担”及社会互助的必要性等。这些都属于无过错补偿机制的内容，而非侵权机制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制定统一的《事故伤害强制保险法》或者修改《社会保险法》，以专编规定“事故伤害强制保险”的内容，将工伤事故、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环境污染事故及高度危险事故的强制保险纳入其中，建立体系化的无过失补偿机制。这方面，新西兰模式属于一种比较极端的模式，合理的选择是借鉴香港“雇员受害补偿”的模式，实行无过失补偿与过错赔偿相衔接的模式。无过失补偿机制的原则是社会救济，是“救急”，而非侵权责任，故应体现“及时”的特点，并应有补偿的上限。设置补偿上限，是为了与侵权责任相衔接。社会保险不能完全取代侵权责任，否则法律责任预防事故的功能被废弃。在对受害人进行及时、必要的救济之外，如果致害人有过错存在，当然应依据侵权责任法追求其侵权责任。当然，事故损害强制保险的原则是“及时、必要”，但补偿的上限具体如何，应根据不同事故种类发生的概率、危害程度划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