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应当在分则中设立的人格权编。人格权独立成编符合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人格权应该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民事权利主要包括人身权与财产权两大部分，人身权主要是以人格权为主。财产权分为物权与债权，而物权和债权都是独立成编的，而在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中，对人格权的重视显然不够，没有让其单独成编，其规则或是在主体制度中予以规定，或是散见于侵权规则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体系失调的缺陷。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未将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甚至对人格权规定得极为“简略”，这本身反映了传统民法存在着一种“重物轻人”的不合理现象。人格权独立成编不仅是人格权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不断丰富和完善民法典体系的需要[19]。现代民法理论中，人格权保护已经置于更重要的地位，表现在:一方面，各种新型的人格利益被上升为人格权并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除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生命健康权等权利以外，现代人格权还包括自然人的隐私权等等。另一方面，一般人格权观念得到了立法与司法的承认与保护。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以及高科技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人格权保护问题，都需要通过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完善来应对。例如，对个人生活情报的收集和泄漏、对个人身体隐私的窥探、对于生命信息和遗传基因的保护、对环境权的保护等，都是我们所必须面临的新的课题。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有关信用、商誉、姓名的许可使用以及名称的转让、形象设计权的产生等都是我们在人格权制度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目前正在制定民法典，应当贯彻以人为本，充分体现对个人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的尊重与保护的精神。日本学者田中耕太郎博士指出:“私法的基本概念是人（Person）”[20]。尤其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不尊重个人人格封建传统的国家，对人的关注与保护愈发重要。而民法是权利法，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保障。民法又是人法，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使命。如果在民法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进一步对人格权予以全面的确认与保护，并确认民事主体对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种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时也使个人能够据此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这必将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第四，应当设立债法总则编。法国学者达维德指出“，债法可以视为民法的中心部分”。[21]债权总则的设立可以使债权总则制度与民法的其他制度相互衔接，构建我国民法典内在统一的和谐体系。具体来说，设立债权总则对于实现民法典体系的和谐一致具有如下重要意义:一方面，债权总则有利于整合债法自身的体系。债权总则可以适用于非合同之债，它的设立不仅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债法中找到了其应有的位置，而且确立了可以适用于这些债的关系的规则。另一方面，债权总则有利于完善民事权利的体系。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大陆法系对民事权利的最经典分类方式之一，对于正确认识、理解和行使权利影响甚大。如果债权总则不复存在，则民法典总则之中“债权”的概念就难以与民法典分则中的相应编章对应。此外，债权总则对债法各论部分进行拾遗补缺。在民法体系中，债法总则与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债权总则相对于合同法、侵权责任法而言，是比较抽象的、一般规则。因此，在法律适用上，具体的债法纠纷首先应当适用合同法或侵权责任法的规则，如果无法适用合同法或侵权责任法的规则，则应当适用债法总则。所以，债权法总则的设置是债权法乃至整个民法典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
我国债权总则的设计，应当将本来应当属于合同法总则的内容回归合同法，将仅仅适用侵权法的内容回归侵权法。在大陆法系体系中，民法典债法的典型模式是将侵权行为、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都纳入债的范畴，因此，也称为大债法模式。尤其是像《德国民法典》等法典中，债权总则内容十分复杂庞大。从立法的科学性上说，其中许多内容并不都真正属于债权总则的内容，从而也并不一定符合债权总则的本来性质。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体系构建中，不一定要借鉴此种模式的经验，否则债权总则将完全替代了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债权总则并不需要追求形式上的完整性，而关键是具有真正的总则意义，尤其是需要确定债的概念和债的效力、分类以及消灭事由，从而使其真正能够直接适用于各种具体债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