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正确的规定。这是因为，第一，权利是权利人的权利，如何行使权利，不能依据法官的职权主义，而是由权利人自己决定。第二，如何选择保护自己的请求权的法律基础，权利人自己最知道利害关系，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权利人自己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无须法官为其作决定。第三，法官选择，可能出现法官由于疏忽而造成对权利人保护不周，因而损害权利人的利益，而权利人自己选择，即使出现错误，也只能抱怨自己，找不到法官的麻烦。可见做这样的规定，于国于民都有裨益，应当坚持。
但是，我们对于这样的好规则并没有坚持到底。目前最为明显的表现，一是医疗事故赔偿，二是国家赔偿。前者有《条例》作为依据，后者有《国家赔偿法》支持。
我们不说《国家赔偿法》，就说《条例》。医疗机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属于人身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对此，《民法通则》第119条作了专门规定，为了准确适用这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了《解释》，制定了人身损害赔偿的一般标准。同时，医疗机构在医疗过程中造成了患者的人身损害，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国务院规定了《条例》，特别规定了医疗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对此，一般认为，在法律适用的规则上，对此应当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规则，因此，应当优先适用《条例》规定。这样，实行差别对待政策和适当调整政策就完全有依据。但是，医疗事故或者医疗损害赔偿的两个法律规定难道与《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情形不同吗？不！是完全一样的。况且《条例》仅仅是行政法规，其级别低于《民法通则》这个基本法，认可《条例》是特别法本身就有疑问。既然医疗事故或者医疗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其赔偿责任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基础，那么，理所当然地应当由受害患者及近亲属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选择。由他自己决定，是按照《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选择《解释》作为自己赔偿请求权的法律基础，还是选择《条例》规定作为自己的请求权的法律基础。权利人如何选择，法官就如何适用法律进行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