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恐怖活动与世界强权政治密切相关。“9·11”事件发生后，当本·拉登被美国列为首要嫌疑人之际，不少专家学者指出，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文明冲突”是恐怖活动产生的根源。[4]而根据原教旨主义研究者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mstrong）的研究，原教旨主义并不限于穆斯林国家，也不限于伊斯兰教。这是各个传统宗教社会对现代化的一种普遍反应，是传统宗教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激反应之一，是社会转型危机中寻找方向的产物。[5]为什么其他国家、其他教派的原教旨主义者并没有实行这种不仅视别人的生命如草芥，而且完全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恐怖活动？仔细分析这其中的“秘密”，我们会发现，事实上，恐怖活动是某些西方国家将宗教文明之间的不同绝对化并藉以指导外交政策培植出的恶果，是世界强权政治的产物。
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不可能仅仅由发生时那个偶然、单独的日子决定，而是由其背后长期的历史所决定的。目前第三世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宗教偏激状态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冷战政策的长期后果，直接与美英等国1960年代以来就直接参与策划实施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大肆屠杀伊拉克、印度尼西亚等弱国境内数十万共产主义分子的事件相关，也与国际政治中的强权政治和恐怖政治密不可分。如本·拉登就是西方国家长期扼杀独立思考，直接间接鼓励宗教狂热的后果，也是西方长期致力于在多个弱国维持独裁政权、抵制“共产主义威胁”的结果。[6]美国的官方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虽然在其编造的七八种“文明体”中将伊斯兰世界列为美利坚“文明体”的首要敌人，但在就“9·11”事件接受《读卖新闻》记者的采访时他也认为，“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
恐怖活动的真正来源，不是本·拉登，也不是塔利班，而是那些正在全世界蔓延的、视恐怖主义为正义举动的报复激情，觉得世界上已无理可讲，唯有诉诸暴力的绝望的狂怒。汇集来自美国之外世界各地对于频繁发生针对美国人恐怖活动的不同反应可以看出，不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地方小报都表现出情绪性的共识：一方面谴责恐怖分子惨无人道的攻击行动，对大量的无辜被害者表达高度地关注与同情，一方面又认为这是美国自食其果，是美国维护其国家利益“长期扮演世界警察”的报应。[7]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中东问题的阿贾米教授在《外交事务季刊》发表的文章说：“在当今的穆斯林世界，不论是伊斯兰信徒，还是非伊斯兰信徒，反美情绪极度高涨。”他指出，恐怖袭击后甚至连中东国家上层社会的一些人都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自作自受。在中东，特别是在加沙地区的难民营，许多人像过节一样高兴，分赠蛋糕，甚至称惨案的制造者为打击美国帝权的“英雄”。[8]最近30年来，阿富汗、东非、巴尔干地区，更不用说中东了，恃强凌弱的事情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这使冷酷与残暴有了滋生的温床，在不把人当人的环境中生活得太久，自然不会感觉到尸体的沉重，当强者在冲突中步步得手之后，弱者的绝望报复心理也一同滋长。直到今天，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不间断地狂轰滥炸，使巴勒斯坦人不间断地通过恐怖活动的实施来表达他们的义愤与不满。西方大国媒体对以色列的轰炸并没有给予直接的质问，但对于巴勒斯坦的恐怖暴力活动却予以严厉谴责。事实上，这是以色列首先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权力和主权，巴勒斯坦人也就不承认以色列人的权力和主权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