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讨论的案例和前一个案例中，毫无疑问，其性质是悬赏广告。但是有关法院的判决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结果是认其为悬赏广告性质；另一种结果却认为按照《民法通则》规定，拾得物应当交还遗失人，而且这种义务是法定义务，而法律没有关于悬赏广告的规定，因而判决归还原物，不得依此索要酬金。这两种判决结果表明了司法实践对悬赏广告纠纷法律适用认识的分歧。但是在理论上和实务上，作为通说，是承认悬赏广告的性质的。
至于"假一罚十""承诺"案件的性质，有的认为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范围，理由是，该法条关于增加一倍的赔偿，虽然没有明确讲是最低赔偿线，但按照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原意，本条属于授权性规范，应理解为最低不低于一倍的赔偿； 也有的认为"假一罚十"的"承诺"是一种悬赏广告，它另有希望公众予以监督、予以捉假之意，当消费者购买了假商品，即意味着实现了悬赏广告中所提出的条件，也即对对方发出的要约予以承诺，则悬赏者应按"承诺"兑现。
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和处理悬赏广告纠纷案件，在民商法的理论和实务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立法还没有对悬赏广告作出明确的规定以前，对悬赏广告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应否承认悬赏广告的合法性以及对悬赏广告的性质的不同看法
(一)应否承认悬赏广告的合法性
对于悬赏广告，主要国家的民商事立法均予承认。在我国，《民法通则》对悬赏广告没有作出规定，但是，《民法通则》和其他民事立法中也没有禁止悬赏广告的规定。在实践中，政府机关也有实施悬赏广告行为的，在打假中，就有"打一奖一"的悬赏广告，应征人打假100万元，就奖励100万元。可见，在我国，悬赏广告确实有它存在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悬赏广告的存在价值和具体适用，绝大多数持肯定的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第2期刊登了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上诉案，认为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实际上是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发出要约，而某人一旦完成了悬赏广告中指定的行为，则是对广告人的有效承诺，就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当事人受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约束，因而判决支持行为人给付悬赏广告约定给付的酬金的请求。在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编辑的《人民法院审判案例选》中，今年来也发表了数起悬赏广告的案例，法院均判决支持行为人的诉讼请求。本文讨论的案例，一审法院的判决所持的理由，与这些判决所持的理由是基本相同的，均认悬赏广告是合同性质，在悬赏广告的广告人和行为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悬赏广告的广告人和行为人均受悬赏广告的内容约束。这种意见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因而是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