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结构，它的基础不是人格，而是国家和法律。近代市场经济中，信用的基础是财产，当事人通过对财产权利的安排实现债的担保，而信用的维持、财产的担保都必须国家和法律的相应配套建设和支持，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其名著《经济史理论》里认为，从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演进为商业经济或“重商主义”，是一个商业的专门化过程的开始，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有更加非传统和非人格化的结构，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即货币、法律和信用。要成功实现这种过渡必须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保护产权；第二，维护契约。
契约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契约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张而出现的广泛的商品交换，使人们摆脱了血缘关系这根“天然的脐带”，转而通过契约关系这根纽带维护和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形成西方的契约文明和契约型社会。这种契约文化反过来又推动了以契约信用为主要形式的信用经济的发展。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权利义务关系，均被利益调整下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信用”，完成了其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从特殊主义信用到普遍主义信用的过渡。[29]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用资源必须要和现代市场经济对接，将其改造为一种以契约为基础，以国家和法律为保障的普遍化的信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由乡土社会转向市民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债权债务在陌生人之间扩展，熟人社会的人际信用不足以维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统化的财产担保和法律强制保障交易信用，从而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
【作者简介】
马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注释】安东尼·帕格顿：“信任毁灭及其经济后果”，载《国外社会学》2000年第3期。
汪丁丁：“回顾金融革命”，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转引自李心合：“信任问题的财务学思考”，载《财贸问题研究》2001年第3期。
近江幸治：《担保
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参见近江幸治：《担保
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页。
蔡章麟：“私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及其运用”，载郑玉波主编：《民法总则论文选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89页。
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参见近江幸治：《担保
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林钧跃编著：《企业赊销与信用管理》（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参见曾康霖、王长庚：《信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参见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梁涛、申政武、李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大卫·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1页。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罗马法上债的概念最早源起于对私犯的罚金责任，参见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页。但只有演化为交易的信用并且由人身拘束醇化为财产责任后，才具有债的意义。
参见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张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7页。
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
约翰×穆勒：《经济学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66年版，第477—478页。
参见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页。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严复：《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页。
参见何怀宏：《良心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4页。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于莹：“信用问题的法律分析及调整”，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