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成有看来，李昌奎一案，大众舆论并没有正面的价值，那是在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来杀人（恶毒的诬蔑和形容），简直成了一群暴民。只有他田成有，是在“以人为本”，体现了仁慈和人道。可惜他虚假的仁慈，只是施加到杀人歹徒的头上。在他的手里，法律的性质和司法机关的性质，就很可能发生变化。
正是立场和目的上的变化，使他对世界有了独特的视角——公众舆论是对司法的干预，人民大众的素质是低的，观念是陈旧的，心里是恶毒的，充满着杀人的快感——这样的世界，需要一个仁慈的，人道的，先进的，伟大的先驱和精英来指引，这样的引领，需要一个标杆。
然而在中国，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标准。
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做事情，要看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体现了人民群众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
胡锦涛总书记更加注意“以人为本”，倡导“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
法律是社会的底线，它必须运行在可靠、正确的路线之上。
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更是社会的承载者，社情的状况和变化，最终都要降落到民众头上。广大公众，自然要表达自己的心声。
安全的需求，是人们共同的基本需求。
剥夺人们安全的行为（特别是杀人），必然受到人们的唾弃，这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现象。也是一种正确的舆论。这是人们完全正常的反应。是人生观、是非观的正确表达。
道德对自己，是一种情操、观念、态度或行为准则。道德对群体，就表现为一种舆论或民意。
对手段残忍的故意杀人，舆论和民意的反应，自然是激烈的谴责，这正是基本的道德所必然提倡的。除此以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正是这种基本的道德认知以及道德表现，正是这种强大的舆论力量，在无形地规范着社会，使得肆意杀人难以发生。这种机制和作用，完全不是法律所能替代的。
田成有可以充分展开想象——如果按你的意愿，将民意视为“公众的狂欢……”，那么，一旦丧失这种道德和舆论的基础，社会将会怎样；而如果丧失了道德和舆论的基础，法律除了运用施加重刑的独裁来自保，又哪里会有立足之地。
田成有的作为，引起全国公众的愤怒和声讨，难道是97%（据网络统计）的国人，一下子都丧失了理智和人性了吗。当法律判决违背了良知，违背了全国民众的意愿，难道还不值得认真思考吗。到底一个国家的主体是什么，如果全国人民都错了，那么，你们还能代表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