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目的不过是拒绝恶势力和私欲对司法的干扰，你们完全可以利用“司法独立”，来拒绝黑恶贪腐势力对司法的腐蚀和干扰。但你们用“司法独立”来拒绝国家和公众对司法的监督，则显然是调转了枪口，用错了地方——难道，这不是立场、动机、目的的鲜明表现吗。
任何腐败，主因都是产自主体内部，其素质、立场、动机、目的，决定了他在钱、权、官、私欲、私情与正义间的选择和行动。司法腐败和法律公正的矛盾，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实际上，李昌奎的生死，在这里已并不重要，无论是冠冕堂皇的，还是模糊闪烁的，田成有的标杆，实质就是越过人民立法的障碍，急不可耐地，为某些黑恶贪腐罪犯的免死来开道。
田成有抢占了道德的制高点之后，带给我们的，却是一个诡异的文明、时尚和规则，其中有可能演变出独特的人道、伦理和导向的戏剧效果——杀人犯家属，会振振有词地警告受害者：“偿命”会引起仇恨，李家将痛恨死者家一辈子，会产生家族世仇，伤害社会的和谐。杀人犯本人，会理直气壮地教导大家：“偿命”是不人道、不文明的，因为已经残杀了二人，两条人命够多啦，有什么理由再杀一人……
疲软的法律，具有抑善扬恶的效果，还能举出很多。例如，欠钱的是爷，要债的是孙；二奶小三猖狂风光，大奶则受气屈辱；血汗一年的民工拿不到回家的工资，老板则依然逍遥甚至得功受奖；百姓遭遇强拆，而黑黄白中某些不法势力，则很少被认真追究；贪污腐败形成潜规则，常有前腐后继之势，而抵制腐败的英雄，则很少见到一个；一个淳朴、诚信、透明的社会，崇尚“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隐私权历来不是大问题。然而，不知适应了哪些人的需要，隐私突然变得重要，连家长、监护人看看孩子的作业本都心怀忐忑。而过度的隐私权，则常常成为歹徒们的护身法宝，使他得以从容不迫地隐身暗中。
其实，对一个诈骗者而言，本质区别就在于真假，屏蔽了唯一的真相，就会产生无数的虚假。所以，被诈骗的受害者以及潜在的受害公众，有权不被欺骗，有权知道诈骗者的真相。或者说，为了维护“不被欺诈”的权利，就有权知道诈骗者的真面目。社会没有必要自捆手脚而“为恶者隐”。
作为诈骗者，当他行使诈骗的那一刻起，他的某些隐私权，就已经自我毁灭或自然灭失，这才是公平的。特别是那些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充分曝光，使其活动在阳光之下，当是治理的有效办法之一。而倾向于保护和放任违法者的法律，最终对双方和公众无益，并将贻害无穷。显然，社会上很多现象，以及默认的歪理，都与法制制裁的不力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