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延不作为在客观上表现为行政主体程序上有所不为，而且不为已经逾期。如果行政主体期限届满而为，则是迟延作为，而不能视为迟延不作为。例如，在兴荣公司诉厦门市同安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一案中，被告在超过《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的30天法定期间之后作出的工伤认定行为。[59]又如，在王某诉某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一案中，被告在超过《行政复议条例》规定的复议期限27天后作出的维持乡政府罚款行为的复议决定。[60]这些行为均属于迟延作为，而非迟延不作为。
迟延作为与迟延不作为，都属于违背法定期限的违法行政行为，在这一点上两者是相同的。因此，在美国，它们都被归属于行政迟缓之类别，被认定为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典型。[61]但是，毕竟两者在行为方式上存有明显的区别，前者虽然逾期但仍然属于行政作为。此外，迟延作为与迟延不作为存在紧密的关联。逻辑上，没有迟延不作为的存在也就不可能有迟延作为的出现，而迟延作为的出现则表明在此之前已经存在迟延不作为。实质上，迟延作为是行政主体对迟延不作为的自我补救行为。无论这种补救行为的内容是对申请的批准还是拒绝，法院都没必要再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迟延不作为与迟延作为针对的是不同的诉讼标的，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原告的诉讼请求，分别或者同时加以审查。在甘露饺子馆诉沈阳市房产局一案中，原告向被告提出注销第三人房产证的申请，但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职责。一审过程中，被告答复原告：不予注销该房产证。然而，原告坚持不撤诉。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告迟延不作为违法的判决，而不宜“为避免诉累”直接就迟延作为，即不予注销该房产证的答复进行审查。因为，“不告不理”是司法审判的基本准则，只有在原告另行对迟延作为起诉时，法院才能启动相应的司法审查程序。当然，司法审查程序启动后，法院可以将迟延作为案件与迟延不作为案件合并审理，分别作出判决。[62]
【作者简介】
尚海龙，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注释】周佑勇：《行政不作为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第3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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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详见：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0）云行初字第28号。
案情详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国家赔偿专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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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详见：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6）沈行终字第1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