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排除损害赔偿规则的效力
根据《德国水资源法》第11条，不可撤回的许可具有排除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效力，但可撤回的许可并不具有这种效力。在不可撤回许可的情况下，被许可人侵害第三人时，受害人只能根据《水资源法》第10条第2款主张公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在第三人对许可提出异议时，如果无法确定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妨害，可以保留在事后启动确认程序的可能性，第三人也可以要求被许可人承受一定的负担。如果通过该负担仍然不能预防或者补偿妨害，第三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损害赔偿请求权提出的期限为3年，自第三人知道水资源使用不良影响之时起开始起算，如果许可创设的使用状态已经超过30年，则不得提起该损害赔偿之诉。
（三）许可及其创设的财产地位的可让与性
不论是可撤回的许可，还是不可撤回的许可，二者都被物权化了。根据《德国水资源法》第7条第2款，只要授予许可时没有相反的规定，涉及水利用设备或者涉及土地的许可，随着设备或者土地的移转得移转给权利继受人。{43}在这里，水权许可移转是基于“附随性”而移转的，在不涉及设备或者土地的情况下，水权许可本身即具有财产价值，可以被单独转让。原《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第26条规定，取水许可证不得让与，但这一办法已经被废止，为《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所取代，在新的条例中，并无禁止让与取水许可证的规定。从这一变化来看，应当认为我国承认许可的单独可让与性。
水权许可转让不同于水权转让。转让水权许可的，基于许可产生的水权也随之而被转让，但转让水权的，并不意味着也转让了水权许可。在浙江义乌与东阳市水权交易的案例中，双方约定：义乌市出资2亿元购买东阳市横锦水库每年4999.9万立方米的永久用水权，转让用水权后水库原所有权不变，水库运行、工程维护仍由东阳市负责。{44}在这里，被让与的就是水权，而非水权许可。根据浙江义乌与东阳市水权交易等实践，2005年，水利部《关于水权转让的若干意见》正式承认了水权让与制度，允许在取水许可的有效期和取水限额内，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可以依法有偿转让其节约的水资源。
广义的水权流转包括水资源使用权的出让和水资源使用权的转让，前者是指国家作为水资源所有权人有偿让与水资源使用权的行为，后者是平等主体之间让与水资源使用权的行为。{45}出让的基础在于国家享有所有权以及水权权能的可分离性，而转让的基础则在于水权的财产性以及自由有效配置的需要。出让是一种公权力对水资源的初始配置，转让则是市场对水资源的配置。
有学者认为，为了保障水权的可交易性，有必要废除“不用则丧失水权原则”，{46}因为该原则侵害了水权的财产性。笔者对此持不同看法，该规则主要是出于水资源公物特性而规定的水权撤回制度，并不妨碍水权的财产地位。
在根据合同让与水权的情况下，许可对合同上请求权并不产生影响。对于因许可而产生的权利地位，可以按照一般民法规则进行流转，私人之间通过法律行为设定水使用权的，在被许可人得支配水及对水使用的范围内有效，并需要在水登记簿册上进行登记。由于许可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在转让时也须经过许可。{47}
水权转让不同于水合同债权转让，后者是指不改变水合同关系的内容，债权人把水合同债权移转于第三人享有的现象，有学者认为，根据《合同法》第87条，这里无须特别的公示方式。{48}但受让人取得该债权后，经过请求取得水权的，应该进行登记。
四、水权许可对民事审判的拘束力
从私法角度而言，针对被许可的水权的请求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排除妨害以及妨害防止请求权，二者被统称为防御性物上请求权，主要是一种禁止权；第二种是损害赔偿请求权。在第一种情况下，许可具有排除私法上物上请求权的效力，如果利害关系人还是提起排除妨害等民事诉讼，法院应驳回其起诉，但当事人会进一步主张许可行为本身的效力有瑕疵等，此时，会出现诉讼途径的冲突的问题，在第二种情况下，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那么，此时，法院是否应当中止诉讼，让当事人先通过行政诉讼渠道解决呢，进一步而言，行政许可对民事审判是否具有拘束力呢？从程序的角度而言，是一个民事诉讼的先决问题或者附属问题；从实体角度而言，则是在民事诉讼中如何对待司法审判自主性和行政行为效力的问题{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