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将法定保证期间解释为除斥期间，但法定保证期间适用对象是债权人对于保证人的请求权，和主要适用于形成权的除斥期间迥异。将它解释为除斥期间，不仅面临不少理论上的困难，而且还与我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文义（“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相抵触。这些倒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真正的麻烦在于，不管法定保证期间性质如何，都免不了这样的责难：为什么只在保证中才设有法定期间？而在第三人出质或者第三人提供抵押（该第三人即所谓的物上保证人）时，为什么物上保证人就不值得像保证人那样，受到同样的保护？为什么担保法上没有“法定抵押期间”或者“法定质押期间”？不仅如此，依法律规定，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2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仍应当予以支持。可见，要使法定保证期间合理化，将无法回避这些矛盾。
依笔者愚见，欲将法定保证期间正当化，唯一可能的理由在于弥补时效法上的缺陷。自罗马法以来，消灭时效中断事由，或为请求权人提出裁判上请求，或为债务人的承认，单纯的诉讼外请求是不足以导致时效中断的，即使是前苏联民法也不例外。然而作为原属儒家法律文化圈的日本，在明治民法制订之际，考虑到民众以无讼为贵，为求适合本国民情，遂将民法第174条“请求”的外延扩大，将诉讼外的催告纳入其中。旧中国民法第129条也步其后尘，将请求界定为诉讼外之权利主张，以之与起诉并立。不过，日本民法第153条、原中华民国民法第130条更有配套规定，即催告或者诉讼外请求后，非于6个月内起诉的，不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学理上称此6个月为“消灭时效中断的限制期间”。诉讼外请求得以中断时效，乃西法东渐过程中，众多变异之一例。
在诉讼外请求能否中断诉讼时效的问题上，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未效法前苏联，而是沿袭了民国民法之成例。但由于民法通则规定原则、文字简约，在承认“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而中断”诉讼时效的情况下，未能一并规定“消灭时效中断的限制期间”，实践中甚至可以要求一次即中断一次，这对于单务契约性的保证来说，是不合理的。
笔者认为，将法定保证期间定位为除斥期间，恰恰就是“消灭时效中断的限制期间”。这种推论如果成立，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就是去完善时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