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消费信用经济直接作用于生活消费领域，而生活消费的惟一主体当然是消费者。也就是说，消费信用经济的对象就是消费者。而作为一种交易，无论消费者的相对人是谁，二者的权利义务都应是平等的。但一方面，我国的消费信用交易规则大都为商业银行或经销商自行格式化制订，他们为自己最大限度获利和防范不良债权都对消费者的权利大加限制，这已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失衡；而另一方面，国家政策又在公证、资金评估、抵押登记等消费信用的配套部门给个人消费设置了层层障碍，使消费者的交易成本额外增加许多，几乎没有获利的预期，消费者自然对信用交易望而生畏进而却步了!
其次，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水平直接关系到消费信用经济的社会效应。消费信用的社会效应是一把“双刃剑”。消费信用对消费者提供的明显好处是“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消费者量力而贷，适度消费，在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创造了社会财富，从而形成良性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但是消费信用也有缺陷，消费者可能招致超过他的财力的债务。使用消费信贷的消费者也许要很长时间约束自己，限制他使用其他商品或接受其他服务的自由，他不得不承受一个高的负债率。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可能承受不起失业、疾病等风险，从而丧失按合同履行债务的能力，甚至有可能倾家荡产，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6]因此，必须引导消费者科学合理消费，给消费者创造公平、安全的交易环境，完善消费信用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说，要提高对消费者保护的水平，消费信用才能发挥其正面的社会效应。
消费信用的分期付款销售、信用卡交易、银行消费信贷等形式，在我们的市场经济活动中还是新事物，对消费者保护而言，不仅要求保护内容的扩大，而且要求消费者权利观念的更新。我们有必要界定并保护消费者在消费信用中的权利，维护和促进消费信用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消费者在消费信用中的权利
1962年3月1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消费者享有4项权利，即获得消费安全的权利、取得消费资讯的权利、自由选择商品的权利、合法申诉的权利。从此，消费者的权利得到了认同，其内容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消费者权利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得以扩大和具体化。在消费信用领域，美国1986年就制定了《消费信用保护法》，并经多次修改，增补《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信贷结账法》、《信贷机会均等法》等法律，对消费者的权利作了许多具体的规定。如《消费信用保护法》的第一编“借贷诚实法”要求向消费者提供信贷的债权人在提供信贷以前公开信贷的重要条件，特别是信贷的费用；还要求在广告中以及在与个人之间的交易中公开交易条件。《公平信用报告法》规定了信用报告机构提供信用报告的内容和规则以及信用报告机构违反该规则的法律责任。《信贷机会均等法》禁止在提供信贷时因性别或婚姻状况予以歧视，《公平信贷结账法》要求债权人规定结账程序以便消费者按此程序进行结账并对账单中的错误提出申诉，并要求债权人对此作出解释或予以纠正。[7]
我国1993年10月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设专章规定了消费者的权利。[8]可以说，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对消费者权利的一般性和基础性界定上是比较先进和完善的，但在相当一些经济领域，我们对消费者的权利却缺乏具体规定。因此，对消费信用经济领域的消费者保护，我们的立法有必要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将消费者的权利具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