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身份财产中，生搬硬套物权理论，或者一律简单地套用物权理论“公式”，在许多情况下行不通。比如，按照解释的物权理论逻辑推论，婚前一方取得的土地或山林承包合同（包括经营一年或数年者），其经营权或收益人也只能是婚前一方个人的。另一方婚后的投资只能是债权，另一方参与经营或劳动只能视为“帮工”或“雇工”。
可见，对于婚前一方取得了形式上的物权或有限物权，需要婚后继续投资的延伸行为，一律认定是一种债权行为，不无检讨的余地。
实际上，解释第10条所列之不完整产权房屋，根据婚前与婚后投资比例分段计算，实行安份共有，是最简单、最合理的方案。同时，也是最灵活的方案。它既可以在一般情况下根据房屋投资多少确定房屋归属和利益分配，又可以在特殊情况下，作出灵活安排（考虑困难或无房一方利益以及银行还贷情况等）。这一方案包括婚姻双方当事人在内的所有老百姓都很拥护，而且与物权法与婚姻法也不相矛盾。对此，我曾作过专门论述[6]。也许是因为这突破了机械形式物权主义桎梏，难以被人接受；也许是人微言轻，未被引起重视。
解释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缺陷，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但最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重财产轻身分的结果。在我国，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重财产轻身分的现象十分严重。有关其具体表现，我在《法学研究从身份到契约之反思——<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别序》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由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只重视一般财产法的研究，而不重视身份关系和身份财产的研究，难免在制定法律或适用法律时，无论是纯粹的身份关系，还是身份财产关系，都直接套用纯财产法原理。这次的解释三当然也不例外。同时，由于不重视身份法，对身份法的一些基本特征或制度不甚了解，以致作出一些与身份关系性质不符，乃至与现行法律制度不符合的规定，如解释第1条2款的规定即是如此。
有人认为，这是婚姻法“回归民法”的结果，甚至认为婚姻法不应该“回归民法”。在我看来，婚姻法本姓“民”，不存在“回归民法”问题，只存在“正名”问题，即为婚姻法的“民法性质”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