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被告之自白得为证据者，依刑事诉讼法第270条第1项规定，须具备（一）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或其它不之方法。（二）与事实相符之两种要件，故该项自白，苟系出于上述之不正方法，即无论其是否与事实相符，根本上已失其证据能力，不得采为判断事实之证据资料。原审既根据检验吏之鉴定，认被告等自白出于刑求属实，自不得采为证据，乃又谓其自白核与事实相符，不应以刑求一事据行推翻，竟仍予以采用，殊难谓非违法，虽原判决除采取上开自白外，又兼采其它供证为判决数据，但详核判决理由，原审系综合被告等之自白及他项证据之调查结果，本于所得心证而为判断，被告等之自白，依法既属不应采取，即与其它之证据判断不能毫无影响，原审基此所为之判决，自属无可维持。」[15]
九、「法警某甲在侦查中之调查报告，系根据某乙之陈述，而据其同时附呈之某乙切结，仅称民闻确系某丙（即被告）将某丁伤害后因伤身死，经区长调处双方不欲成讼云云，仍系传闻之词，虽报告内曾将该庄民众所述某丁之被害情形声叙甚详，但其就询之庄民，是何姓名，并未记载，历审亦未向该警讯明，令其到庭作证，此项调查报告，自难认有合法之证据能力。」[16]
十、「未经讯问人或制作人签名之笔录，不过证明力较为薄弱，并非绝无证据能力，该笔录记载之内容是否可采，仍应由事实审法院自由判断，不能以其采用为违法。」[17]
十一、「证人年尚未满八岁，其所为证言乃无具结能力之人之证言，虽非绝对无证据能力，然其证言是否可信，审理事实之法院，仍应为其它证据之调查，以为取舍之依据。」[18]
十二、「证人并未亲身到庭，仅提出书面以代陈述者，显与刑事诉讼法系采直接审理主义及言词审理主义之本旨有违，依该法第159条规定，自不得采为认定事实之证据。原判决采为认定上诉人对外贩卖洋烟酒事实之重要证据，乃系买受人李某所出具代替到庭陈述之书面文件一纸，依首开说明，该证人此项代替到庭陈述之书面文件，显无证据能力，是其采证自属违法。」[19]
十三、「犯人与被害人平日之关系，虽为单纯科刑应行审酌之情状（刑法第57条第8款），非属犯罪构成要件之事实，以经自由证明为已足，然所谓自由证明，系指使用之证据，其证据能力或证据调查程序不受严格限制而已，其关于此项科刑审酌之裁量事项之认定，仍应与卷存证据相符，始属适法。」[20]
十四、「证据已在审判期日显出于审判庭，经法院就其是否可信为直接之调查者，即得采为判决之基础。现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就证据之搜集与调查，并不仅限于在法院始得为之，检察官之侦查不论矣，即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刑事诉讼法第229条至第231条之规定，亦有协助检察官侦查犯罪之职权，若司法警察单位所为证据调查之资料，法院得依直接审理之方式加以调查者，仍具有证据能力。上诉人徒以原审将警讯资料作为判决之基础，即谓其有违刑事诉讼法第379条第10款规定，自非可采。」[21]
十五、「刑事诉讼法系采自由心证主义，对于证据之种类并未设有限制，被害人在警局之陈述，亦得采为认定犯罪事实之证据资料，并非刑事诉讼法第159条所谓不得作为证据之情形。至其证明力如何，则由法院自由判断。原判决系以被害人案发之初在警局讯问中之陈述，为认定上诉人犯罪证据之一，且该项陈述之笔录，既经显之于公判庭，提示予上诉人辩论，依刑事诉讼法第165条之规定，已不能谓原审就此未有调查，况其复以林某之证言，及省立台南医院之诊断证明书，增强其证据能力，则其证据调查方法与采证之运用，显均与证据法则无违。」[22]
十六、「警察机关对拘提到案之刑事被告为讯问时，未实时告知其得选任辩护人，依刑事诉讼法第88条之1第4项之规定，固属告知义务之违反，但于被告在警局任意之自白不生影响，仍非无证据能力，如经原审调查与事实相符，自得资为裁判之基础。」[23]
十七、「刑事诉讼本于职权主义之效能，凡得为证据之资料，均具有论理之证据能力，是以法律上对于证据之种类，并未设有若何之限制。本件另案处理之少年犯洪某，既已供称，被告曾参与围殴被害人，并由参与者中之一人持刀予以刺杀等语，虽其未有言及伊自己亦有参与杀害之行为，非属不利于己之陈述；但如上述，仍非不得为心证形成所得审酌之证据资料。」[24]
十八、「金融机构为防制犯罪，装置录像机以监视自动付款机使用情形，其录像带所录取之画面，全凭机械力拍摄，未经人为操作，未伴有人之主观意见在内，自有证据能力。法院如以之为物证，亦即以该录像带之存在或形态为证据资料，其调查证据之方法，固应依刑事诉讼法第164条之规定，提示该录像带，命被告辨认；如系以该录像带录取之画面为证据资料，而该等画面业经检察官或法院实施勘验，制成勘验笔录，则该笔录已属书证，法院调查此项证据，如已依同法第165条第1项之规定，就该笔录内容向被告宣读或告以要旨，即无不合。纵未将该录像带提示于被告，亦不能谓有同法第379条第10款所称应于审判期日调查之证据未予调查之违法。」[25]
十九、「被告供认犯罪之自白，如系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或其它不正方法，取得该项自白之侦讯人员，往往应担负行政甚或刑事责任，若被告已提出证据主张其自白非出于任意性，法院自应深入调查，非可仅凭负责侦讯被告之人员已证述未以不正方法取供，即驳回此项调查证据之声请。刑事诉讼之目的，固在发现实体的真实，使国家得以正确的适用刑法权，并藉之维护社会秩序及安全，惟其手段仍应合法、洁净、公正，以保障人权，倘证据之取得，非依法定程序，则应就人权保障与公共利益之均衡维护，依比例原则予以衡酌，以决定该项非依法定程序取得之证据应否赋予证据能力。」[26]
综观上述19则最高法院刑事判例，有宽松者认「刑事诉讼采职权主义及自由心证主义，对于证据能力，殊少限制，纵间接证据或传闻证据，亦非毫无证据能力，要在法院本于直接审理原则之运作，将依职权搜集调查所得证据，显现于公判庭，命双方当事人辩论，藉以发见证据之态度，衡量证据之价值，形成正确之心证，而为适当之判断，即属于法无违。」；有严谨者认「依刑事诉讼法第270条第1项规定，被告之自白虽与事实相符，仍须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或其它之不正方法，始得为证据，此项限制，原以被告之自白必须本于自由意思之发动为具备证据能力之一种要件，故有讯问权人对于被告纵未施用强暴、胁迫等之不正方法，而被告因第三人向其施用此项不正方法，致不能为自由陈述时，即其自白，仍不得采为证据。」可见刑事判例中，对于证据能力认定标准，宽松及严谨不一，实与保障被告基本人权及维护程序正义之理念和思潮不符。
陆、 「实行严谨证据法则」之意涵底蕴及具体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