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的概念自十九世纪末于美国始创之后，[8]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宪法和法律都逐步把隐私权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或民事权利确认下来，进行有效保护，并且纳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公约以及《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等区域性公约中，成为一项国际人权。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就明确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隐私权是一种具体人格权，它包括这样几种权能：一是隐私隐瞒权，公民对自己的隐私有权隐瞒，使其不为人所知；二是隐私利用权，权利人可以自己利用自己的隐私，满足自己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要；三是隐私支配权，支配自己的隐私，准许或者不允许他人知悉或者利用自己的隐私；四是隐私维护权，当自己的隐私被泄漏或者被侵害的时候，有权寻求司法保护。隐私权的这些权能的核心，是对隐私及其利益的支配。一个人对自己的隐私不愿意让人知道，而他人恶意进行探听，是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因为该他人的行为违反了权利人对自己隐私及其利益的支配的意志。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的隐私告知某人，但是只要是权利人没有授权，他就不得将这种隐私进行宣扬或者泄漏，恶意宣扬或者泄漏者，为侵权行为。自己的日记是自己心灵的写照，他愿意让他人看其内容，该他人就可以知悉日记的内容，不愿意让他人知悉，他人就不得翻阅。恶意翻阅他人日记，或者知悉他人日记的内容未经允许而予以宣扬或者泄漏，都是对隐私支配权的侵害，都是对隐私权的侵害。按照法理，隐私权是人格权，性质是绝对权，任何人相对于他人的隐私权，都是义务人，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违反这样的义务，造成权利人隐私权的侵害，就构成侵权行为。
根据隐私权的特点，笔者以为法律保护隐私的范围须确定为以下两个层次：
(一)在基本民事立法中对隐私权予以确认
对隐私权的保护形成了两种模式，一是直接保护方式，即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直接认定为侵害隐私权的侵权行为，责令侵权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二是间接保护方式，即由于该国立法的原因，对于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不是直接定为侵害隐私权的侵权行为，而是认定为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按照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在我国，就是因为制订《民法通则》时没有规定隐私权，因而采用了目前的这种以侵害名誉权的保护方式保护隐私权的间接保护的方式。实践证明，采用间接保护的方式保护隐私权，是不完备、不周密的保护。按照我国司法解释确定的对隐私权的保护方法，只有擅自公布、恶意宣扬他人隐私，造成名誉损害后果的，才能认定为侵害名誉权的侵权行为，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对于其他侵害隐私的行为，例如刺探他人私人情报信息，擅闯他人私人住宅，跟踪私人活动，等等，就都无法追究民事责任。直至目前，法院还没有一例对上述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做出直接保护的判决。这里既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法官和法院对法律理解的问题。事实上，在一些民法特别法中对隐私权的规定，是应当依照、可以参照的，直接按照侵害隐私权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是完全有法律根据的。对隐私权采用直接保护方式，既是隐私权自身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既然隐私权是不容侵犯的个人人格权，既然采用直接保护的方式保护这种权利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司法机关在其中，就应当有所作为，推动这一历程，使公民的隐私权受到更为完备的法律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