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妇女权益保障法畅通了妇女表达自身诉求意志和利益的渠道
如前所述，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不同的社会成员，都有各不相同的利益和利益诉求。为了整合不同的利益和利益诉求，必须建立健全规范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引导各个社会阶层、社会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几乎在所有时代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利益诉求的多元化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僧多粥少的利益格局往往注定了在分割利益蛋糕中弱势群体极易成为利益受损的一方。利益一旦受损，小则影响发展，大则影响生存。尽力争取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对于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或群体而言，都源自其自身的利益驱动力。人所共知的国际妇女节，其诞生就是和当时的美国妇女通过游行高呼“面包加玫瑰”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密切相关。[5]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包括政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人民信访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利益表达诉求机制，它们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提供了基本的制度环境。但是，不同人群在使用这些制度资源的过程中却明显呈现出不平衡性，这种情形同样适用于妇女群体。
为了畅通妇女表达自身诉求意志和利益的渠道，2005年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不仅继续把政治权利放在了各章之首，而且还作了相关的规定：1、从立法角度畅通了妇女和妇女组织参与制定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的渠道。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制定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对涉及妇女权益的重大问题，应当听取妇女联合会的意见。”“妇女和妇女组织有权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国家采取措施，逐步提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妇女代表的比例。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培养、选拔和任用干部，必须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并有适当数量的妇女担任领导成员。”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代表妇女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妇女权益保障法之所以把妇女的政治权利放在六大权利(益)之首，并且在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时给予特别的关注，是因为对于妇女群体来说，政治权利是各项权利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妇女要求得到彻底解放，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政治权利上的男女平权。妇女是否享有政治权利及其程度如何，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和基本要求，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妇女其他权利能否充分实现。妇女只有充分地享有政治权利，能够有机会参与立法和政策的制定，才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才能够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出妇女自己的声音，才能够把妇女的利益写进法律使之成为法律上的权利(力)，才能防止在各种社会运行规则中出现歧视妇女的内容。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制度，唯有在立法和政策制定层面争得权利，才能使利益固化于法律条文和政策规定之中，才能在面临不同利益协调时占据有利地位。因为权利是法治的神经，利益是权利的核心，权利是法律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立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法律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相妥协的产物，除了人们的基本权利外，人类的大多数权利都是在以少数服从多数为特征的民主立法程序中，经过博弈、协商、妥协等手段以法律的形式被确认或受到限制、禁止。表现在立法过程中的权利博弈，其实质就是利益的博弈。只有当法律切实体现了妇女自身利益，妇女的权利才会和利益相统一。因此，使妇女参与立法、参加决策，有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要求是极为必要的。一言蔽之，妇女维权护益的千里之行，始自立法之源，始自政策之制定。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政治权利的注重和保障，特别是对妇女和妇女组织参与立法和政策制定给予特别关注，这其实就是为妇女和妇女组织表达自身诉求意志和利益提供了畅通渠道。2、保障妇女的建议权和申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规定：“对于有关保障妇女权益的批评或者合理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听取和采纳；对于有关侵害妇女权益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有关部门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压制或者打击报复。”3、发挥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对妇女利益诉求表达的功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妇女联合会或者相关妇女组织对侵害特定妇女群体利益的行为，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揭露、批评，并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