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捕前羁押的困境
拘留后的羁押直接限制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随着法治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早已被人们所重视。法治的核心是限制国家权力（包括司法权力）、保障公民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服对于羁押的依赖与滥用是法治的要求。但是，我国侦查人员对于羁押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与偏差。“一方面，在确保刑事诉讼程序的措施中，羁押是对个人自由影响最严重、深远的侵害；另一方面，羁押对有效的刑事司法而言，在许多情形下却是不可缺少的措施。”正因为羁押具有两重性，所以，“在一法治国家中，处理冲突的原则，并不定位在国家与人民对立的理论下；国家本身有义务达成两项目的，即一方面经由刑事侦查来确保秩序，另一方面则也要对人民的自由加以保护。”于是，刑事诉讼法将羁押的范围及限度定在最有必要的情形下。[2]（p321）我国的捕前羁押制度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着羁押率过高的情况。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羁押率只有19％，后在严重犯罪压力下，有所提高，1996年为37％，同期英国的羁押率为21.6％，而我国羁押率普遍为80％以上。[3]不仅羁押率过高，而且超期羁押现象严重，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也没有得到有效地保障。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法[2003]163号）所言：超期羁押现象在全国许多地方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前清后超”、“边清边超”、“押而不决”等现象仍然不断发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根据新华网报道：最高检察院在2004年11月18日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2004年1—10月，全国新发生超期羁押4877人，加上2003年底未纠正的2187人，共超期羁押7064人。对此检察机关共向有关办案机关提出纠正5156人，经过各方努力，已纠正6775人。另据新华网2006年5月2日报道，2005年全国新发生超期羁押271人次。对新发生的超期羁押案件，检察机关都提出了书面纠正意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侦查机关为了办案的方便和获取被告人口供的便利，主观上喜欢适用羁押这种强制措施，客观上来看，拘留带来的羁押在公安机关的职权之内，由于侦察活动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可以有效避开检察机关的监督。其次，实行羁押的人总是相信自己的感觉，主观上存在有罪推定的意识，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没有证据，我带你来干什么，只要有时间认真查，肯定可以查出来。”客观上有侦破案件的压力，侦查手段单一，经费不足，认为羁押是最有效的侦查手段，听凭自己主观感觉办案，既缺乏证据意识也缺乏法律意识，没有认识到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并重，缺少人文关怀。第三，实行羁押的人思想上“重实体，轻程序”。习惯上认为，将犯罪嫌疑人予以羁押是具有法律根据的，只要最终犯罪嫌疑人被判定有罪，就没有抓错。可是，这种认识并不妥当，只重目的，不重手段，对刑事法的本质没有正确认识。认为刑事法是打击犯罪的工具，只要是有利于打击犯罪的，都是符合刑事法精神的；既然刑事法是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武器，掌握武器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便应充分运用；既然拘留是打击犯罪的手段之一，有权运用这一手段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便要尽量利用，于是想拘留就拘留，想羁押多久便羁押多久。最后人们习惯于认为，羁押不是为了谋取私利，而是为了打击犯罪即为公，所以，即使出了差错也是可以原谅的。当个人自由与打击犯罪发生冲突时，打击犯罪优于个人自由。这是典型的义务本位的思考，是对于公民权利的漠视。于是，在案件未能查明时，为了不致放纵犯罪，不惜牺牲公民个人自由。这显然是义务本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强调、重视社会法益，而轻视、忽视个人法益。[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