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事法方面的抗制措施
刑事处罚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犯罪，却不能消除和减少仇恨因素本身。仇恨只有通过积极的方式化解疏导才能奏效。作为一种犯罪现象，我国应当从犯罪学角度对仇恨犯罪进行类型化的专门研究，找寻其发生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以及减少引起仇恨的因素（例如打击腐败犯罪），更需要从仇恨者角度研究仇恨犯罪，提出有效预防仇恨犯罪的刑事政策与刑事措施。
我国应当尽快启动对仇恨犯罪的资料全面收集制度、仇恨犯罪被害人报告制度，这是对仇恨犯罪展开全面的分析研究的实证基础。例如，每年有多少故意犯罪是仇恨犯罪？主要涉及哪些罪名，各自所占比例是多少？仇恨犯罪主体——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答案。而这恰恰是我们了解仇恨犯罪的第一要素。
在定罪层面，我国刑法中几乎各章的故意犯罪都有可能是仇恨犯罪，只要是行为人出于仇恨动机实施的。笔者不赞成像美国那样对仇恨犯罪进行专门立法。仇恨犯罪的确是特殊的也是危害很大的一类犯罪，具有类型化研究的意义，但是这并不足以在刑法中规定“仇恨犯罪”的新罪名，因为：首先，仇恨犯罪是从动机角度所作的概括，在这种动机驱使下所实施的犯罪，侵犯的法益可以是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社会管理秩序、国防利益等，因此，不可能有一个覆盖面如此广泛的特定罪名。而动机一般不影响定罪，只影响量刑；其次，我国刑法已经规定了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等带有仇恨因素的犯罪，没有必要再单独规定仇恨犯罪；最后，作为一种犯罪现象，仇恨犯罪完全值得专门研究，然而在刑事审判中，作为主观的、深层次的心理因素，仇恨心理却很难被证实。尤其是在将这种动机与加重刑罚处罚直接挂钩的情况下，一旦出错，后果不堪设想，反而会严重侵犯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在量刑层面，我国也不宜借鉴美国一些反仇恨犯罪立法的规定，对在仇恨动机驱使下实施的犯罪加重刑罚处罚{2}，原因在于：对特定动机下实施的犯罪突破法定刑上限进行加重处罚，有违罪责刑相称原则。并且，行为人仇恨动机的可非难性（可谴责性）在不同的案件中程度不同，例如我国近年来比较多发的因拆迁、征地、欠薪、医患纠纷等引起的各种暴力犯罪甚至是“袭警”犯罪，大多源于部分人的社会“三仇”（仇富、仇权、仇警）心理，而这种不平衡心理又有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腐败犯罪、执法不力等客观方面的原因，显然在刑法评价时，不可“一刀切”、一概而论，更不应当加重处罚，而是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将仇恨动机作为酌定从重量刑情节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