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仇恨犯罪”与“恐怖犯罪”
恐怖犯罪一般也带有某种或几种仇恨的动机，然而仇恨犯罪不只限于恐怖犯罪，它还包括许多普通的暴力犯罪，而恐怖犯罪具有一般的仇恨犯罪所不具备的社会性、政治性目的，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社会性、政治性目的而实施，其“仇恨”动机的特征并非都很明显。然而，仇恨犯罪与恐怖犯罪不是种属关系而是交叉关系，“仇恨犯罪不带有社会的、政治性的目的，而恐怖犯罪具有特定的社会、政治性的目的。如果某种歧视性的暴力犯罪带有社会的、政治上的企图，则二者发生交叉重合。”{5}
另一方面，恐怖犯罪绝大多数都是有准备、有预谋的，而仇恨犯罪行为人虽然有积怨、仇恨在心，却由于仇恨的程度、行为人自身的性格、素质的原因，能够既爱那个这种仇恨压抑在心中，或者只是口头表达愤慨而已，只有少部分人在面临新的不平遭遇、新的挑衅时，才由于这“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气愤难当，铤而走险，实施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的仇恨犯罪实质上是“激愤”犯罪（或“激情”犯罪），不同于有预谋的恐怖犯罪。
（四）“仇恨犯罪”与“社会敌意事件”
近年来，我国媒体将一些因为矛盾、冲突升级导致的较大规模的骚乱称为群体性暴力事件、社会敌意事件[7]。这些事件的犯罪主体为多数，虽然最终处刑人数的多少要视案件具体情况而定。而仇恨犯罪不仅包括集团犯罪、一般共同犯罪形式的群体性犯罪，也包括因仇恨动机针对其他个体以及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个体犯罪。因此，仇恨犯罪是种概念，群体性暴力事件（社会敌意事件）是属概念，是仇恨犯罪研究的主要内容。
四、我国抗制“仇恨犯罪”的主要措施
之所以要提出仇恨犯罪的概念，不是为了给刑法学、犯罪学创造新名词，而是为了引起犯罪学界、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对仇恨犯罪现象的足够重视，在刑事法内外采取有效的抗制措施，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仇恨犯罪的发生。事实上，仇恨犯罪是各国和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不满至仇恨常常只有一步之遥，而仇恨心理到将其外化为仇恨犯罪也不过是一念之差，只是各国仇恨犯罪产生的原因和预防、处罚措施不尽相同而已。例如，美国在刑事法方面的反应是最全面、最深入的，联邦《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也被称为《联邦仇恨犯罪防治法》）自1968年施行至今，同时还有其他一些针对仇恨犯罪的联邦刑事实体法、程序法，此外，至2009年6月，美国共有45个州将仇恨犯罪用刑法加以专门处罚。不过其本国的学者对这些措施一直以来褒贬不一。经过多年的探索，其反仇恨犯罪立法在理论上有不少争议，在实践上效果也并不十分理想{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