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有些人本来并无明确的不满对象、不满事由，也未遭受他人的欺凌压迫，只是由于与外界交往不多，比较孤独，通过对他人实施攻击性的犯罪，获取所谓的成就感、英雄感，或者通过参与集体性、群体性的暴力事件，似乎找到了一种认同感、归属感，发现了自我的存在价值，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这类人实施的犯罪是十分盲目的，所谓“仇恨”的动机也是非常模糊的，如果说有仇恨，那也是对自己的被疏离感、被抛弃感的一种仇恨。
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人忽略自己的自身修养，价值观发生扭曲，变得唯利是图，情感淡漠，他们的要求如果不被满足，便迁怒于他人，诉诸犯罪。
6.传统复仇文化的影响
传统复仇文化在各国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例如，因权欲、情欲和仇恨三种欲望过度膨胀及其交织所导致的毁灭，一直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所表现的主题之一，而大仲马的代表作《基督山伯爵》就是一个复仇故事，仇恨是其主线，贯穿作品的大部分情节。但是，这种复仇依靠的主要是智力，而武力起到的只是辅助作用，并且是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
与西方的复仇文学不同，我国古代的复仇虽有起因上的正义性，却无“法律”的概念意识——只要是复仇，便将“法”字抛向一边，大开杀戒。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反法制传统，真正的古代英雄，例如荆轲、豫让、程婴，无一不是以“法外复仇”而留名青史。而一部《水浒传》虽然展现了国家权力和社会正义的纠葛，却也是一部描述以复仇为名义而杀人的武林高手的传记，而读者都拍手称快，这非常不利于民众法治精神的培养。复仇既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社会风俗，又是一个触及中国古代法律理念之核心的根本问题，其文化渊源包含着儒家复仇观与古远的侠义崇拜观。这种复仇观念由来已久，并且长期显性存在，绵延至当代，每每在遇到问题、矛盾、冲突时，尽管诉诸法律、寻求正当渠道解决的有所增多，却仍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或群体恪守“人怕狠、鬼怕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信条，不愿息事宁人，而是走遍天涯海角，也一定要找到“仇人”，并要亲手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然而这种扭曲、偏狭的复仇心理一旦遇到具体的事情，就暴露无遗，一些人很容易走极端，不顾法律、不计后果，图一时之快，造成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的悲剧。
三、“仇恨犯罪”概念辨析
我国的“仇恨犯罪”概念与报复性犯罪、恐怖犯罪、群体性暴力事件（社会敌意事件）等也有一定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