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刑讯逼供与威吓酷刑的上述区别，此次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显然并未给予充分关注与刻意区分，而是统称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在理论上即无需再对两者的差异给予关注了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虽然此次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并未明确区分“刑讯逼供”与“威胁取证”，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曾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在该法条中，“刑讯逼供”与“威胁”被明确界分为两种不同的非法取证行为。“两个《证据规定》”作为司法解释，虽也是我国的正式法律渊源之一，但与《刑事诉讼法》相比，却处于下位法的地位，因此，从法解释学角度看，应当从《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出发，将“威胁（威吓酷刑）”与“刑讯逼供”严格区分为两种不同的非法取证方式。据此，我国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所谓“亲情逼供”，即侦查机关以亲情等相威胁，逼迫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的行为，并不构成“刑讯逼供”，而是“威胁取供”。
第三，《反酷刑公约》中施加酷刑的对象包括“所有人”，而刑讯逼供的对象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对证人等实施酷刑折磨以逼取证词的，可能因为暴力取证而构成酷刑，但却不构成刑讯逼供。此次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明确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区分开来，分别认定为两种不同的非法证据类型。据此，“两个《证据规定》”中的“刑讯逼供”是狭义上的，仅指通过刑讯方式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而不包括通过暴力方式获取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侦查机关所实施的刑讯逼供行为，可以根据其主观目的的不同而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刑讯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二是以刑讯逼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待余罪；三是以刑讯逼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上述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形，属于典型的刑讯逼供，其因此而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是，对于第三种类型的刑讯，是否属于刑讯逼供，则理论上可能存在争议，因为，在这一类型刑讯中，作为刑讯对象的本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上处于另一案件的证人角色，侦查机关之所以对其实施刑讯，并非为了逼取其对本案的有罪供述，而是为了获取其对他人犯罪事实的检举、揭发，此时，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其实是另一案件的证人，对其实施刑讯，系“暴力取证”，而非“刑讯逼供”。当然，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的规定，暴力取证的，所获证人证言同样应当予以排除。
三、认定“刑讯逼供”的具体标准
司法实践中，在具体运用《反酷刑公约》对酷刑的定义来解释和认定“刑讯逼供”时，必须注意把握以下几项标准：
第一，在行为性质上，轻微违法的不规范审讯不构成刑讯逼供。《反酷刑公约》明确区分了“酷刑”与“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并将“酷刑”界定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行为。那么何谓“剧烈”疼痛？在起草《反酷刑公约》的过程中，因为“剧烈”（severe）一词的高度模糊性，围绕“剧烈”这一措辞曾有过删除和保留两种建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公约工作组最终采纳了保留的方式，然而却并没有对“剧烈”一词的明确内涵予以界定{3}。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同时指出，“酷刑”与“残酷的、不人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之间存在区别，具体界限在于相应待遇的本质、目的以及严重程度。换言之，轻微的痛苦可能构成“其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但只有相对严重的痛苦才能构成“酷刑”{5}。据此，疼痛是否“剧烈”，就成为区分“酷刑”与“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技术标准。也因此，并非所有残忍的、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都构成刑讯逼供，而只有其中造成“剧烈”疼痛或痛苦的行为，才能认定为刑讯逼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