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讯逼供”的解释与认定
——以“两个《证据规定》”的适用为中心
万毅
【摘要】为遏制刑讯逼供，我国构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适用的前提，是对“刑讯逼供”一词作出准确而允当的解释。“刑讯逼供”本系我国立法上之用语，国际上更为通用的是“酷刑”一语，而目前，对“酷刑”最权威的定义，来自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根据条约神圣的原则，依据《反酷刑公约》对酷刑的定义来解释刑讯逼供，基本是可行的。在司法适用上，解释和认定刑讯逼供，还应当注意根据具体个案进行具体判断。对于药物和催眠审讯，药物审讯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催眠审讯在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的前提下可用，但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营救式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也应当予以否定。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酷刑；刑讯逼供
【全文】
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刑事诉讼法如何解释的问题
——题记
一、问题的提出：“刑讯逼供”的解释与非法证据排除
近年来，随着赵作海、佘祥林、杜培武等刑事冤案的频发，如何有效防范和治理非法审讯尤其是刑讯逼供，成为我国刑事程序法制改革关注的重点。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形成共识，应当建立、健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源头和动机上遏制非法审讯尤其是刑讯逼供。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曾明确禁止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证，但并未规定违法取证的法律后果，因此该法条仅具宣言意义而不具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这两个权威司法解释，在刑事诉讼法既有规定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明确规定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但又未设定具体的排除程序，使得实践中排除非法证据仍感难以操作。[1]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分别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合称“两个《证据规定》”），弥补了这一缺漏，初步建立起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框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适用该规则的操作程序问题，具有重要的制度进步意义。
然而，程序的运作依赖于基本概念的明确、规范与清晰，虽然《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9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也在第1条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但是，对于其中的关键概念——“刑讯逼供”一词，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和解释呢？之前的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以及此次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均语焉不详，既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亦未列举典型的行为样态，以至于我们在理论上往往困惑于“刑讯逼供”一词的确切内涵，而实务中也对于哪些行为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普遍感到难以把握。
“刑讯逼供”这一关键概念的不清，可能导致实践操作中出现两种偏向：一是对“刑讯逼供”进行不当的限缩解释，将那些积极、暴力特征不突出，但仍然导致剧烈的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非法取证行为，即所谓“变相刑讯逼供”，排除在“刑讯逼供”的概念之外，对由此获得的口供不予排除；另一方面也可能对“刑讯逼供”进行不当的扩张解释，将凡是采用了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等手段的不规范审讯一概视为“刑讯逼供”，并要求排除相关口供{1}。证据，本是刑事诉讼中的稀缺资源，若非必要，不应排除，不当地扩张解释“刑讯逼供”，将导致本不应当排除的合法口供被不当排除，并影响定罪锁链的形成，窒碍刑事诉讼的追诉实效及其惩罚、控制犯罪功能的实现；而不当地限缩解释“刑讯逼供”，又可能导致本应排除的非法口供未能排除，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侵犯人权却不受制裁，被告人的基本人权遭受侵犯却无从救济，损害到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