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博弈中，正式制度并不总是胜者，在很多时候、很多场景下，正式制度往往被潜规则等非正式制度虚置，潜规则往往大行其道，甚至取代正式制度。吴思曾举过一个例子：“旧朝代的行政法规按中央六部的分类归为’六典‘，清朝的阎镇珩仅仅梳理了一遍就花了13年，写了部《六典通考》，竟用了200卷的篇幅。这些正式的典章制度大体都说得很漂亮，勤政爱民云云，规定也越来越具体细致。奈何这些漂亮东西不太中用，倒是那些只做不说的潜文化生命力极强，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劲头。”{17}（P234）在我国当代的特定地区，也出现了潜规则对正式制度大肆破坏的个例。如我国东北某省某地区的原市委书记腐败犯罪案件，该地区各部门的处科级领导均有向当地“一把手”行贿的犯罪事实，以至于在该案的处理过程中，当地市委出台了一个“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的政策”。[10]
（四）实现方式中的文化冲突
主流社会反腐败不外乎以制度反腐的形式进行，其中最典型的是以法律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进而弘扬廉政文化。而腐败犯罪亚文化往往是腐败官员结成各种形式的联盟利用特权保护腐败、利用制度漏洞逃避法律的惩处、扭曲制度的执行等。一般来说，我国往往将反腐败工作看作是一项牵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需要依靠多元力量的社会系统工程。但反腐败所依靠的多元力量中往往潜伏着不同数量的腐败犯罪亚群体成员，这些腐败者为保护腐败收益及其自身地位，为了进一步“升官发财”，他们在与主流社会的斗争过程中往往将权力异化为特权，利用各种特权“宰制”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逐渐扩大腐败的领域和范围，并不断利用权力创造各种非法获利的机会。他们还以“榜样”的作用传播腐败犯罪亚文化，吸引更多地人从事腐败活动。[11]“腐败的根源是让不平等永远存在下去，并为向着社会公正方面进行的变革设置障碍。”{18}（P122）毫不夸张地说，自国家产生以来，人类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影响腐败犯罪的文化冲突亦存续了几千年，这种较量和冲突今后仍将继续下去。
总之，在这一异常复杂的动态博弈过程中，廉政文化因有其道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为民众所追求和国家所提倡，故长期处于主流和主导地位，但因腐败犯罪亚文化事实上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廉政文化也无时无刻不受腐败犯罪亚文化的挑战和影响。
四、腐败犯罪中文化冲突的启示
通过上文对影响我国腐败犯罪的文化冲突的研讨，分析本文开头所提出的“关于腐败犯罪已成为在文化上可以接受、认可甚至鼓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问题，不仅需要在制度层面展开研讨，更需要深入到影响腐败犯罪发生的文化根基展开探寻。可以说，腐败犯罪是特定文化冲突的产物，腐败犯罪之所以获得文化上的认可、接受和鼓励，主要是腐败犯罪亚文化为其提供了“正当”理由与根据；随着腐败犯罪亚文化对主文化冲击和挑战的程度加剧，这种“正当”理由与根据对社会各群体和成员的影响就越来越普遍和深远。
目前，我国腐败犯罪中所呈现出的文化冲突不断加剧和激化，腐败犯罪亚文化的形成与扩散极大地推动了各种结构性腐败或体制性腐败的大肆蔓延和泛滥。以特权宰制权力观念为核心的腐败犯罪亚文化的真正危险之处不仅在于该种亚文化已经在社会各个领域泛化和渗透；还在于这种亚文化似乎开始为各种腐败犯罪提供了某种“合理性”或“正当性”根据，由此以廉政文化为代表的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冲击，腐败犯罪亚文化向主文化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和特定地区中出现了廉政文化被虚置的危险趋势。“在这种腐败文化中，人们不得不接受和认同腐败，不得不习惯用腐败的观点看问题，用腐败的观点指导生活，最后导致社会生存基础彻底被瓦解。”{19}
随着腐败犯罪亚文化的大肆蔓延和泛滥，以廉政文化为核心的主文化遭遇到空前的危机、挑战和考验，社会稳定的基础和社会结构的支撑面临遭受根基性损伤的危险。如若再放任这种腐败犯罪亚文化、再忽视这种文化冲突，那么我国所追求的和谐社会中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则将很难实现。由此，基于前面对腐败犯罪文化冲突的研究，我们不能不考虑调整原有的反腐策略和反腐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对待腐败犯罪一直坚持“制度反腐”的方略，我们不能不反思一下为何既有的反腐败制度和法律被虚置？看上去不错的制度为何在执行中总是被扭曲和“打折扣”？实际上，反腐败制度遭受扭曲有时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制度运作的基础环境出现了问题。正是因为腐败犯罪对社会的基础秩序造成了重大伤害，腐败犯罪亚文化大肆泛滥，腐败者的特权宰制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才导致主文化遭遇虚置甚至面临被犯罪亚文化取而代之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