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深层原因：规范之外的压抑人格释放
根据上文分析，本文其实已经揭示了新型毒品滥用群体与反社会人格之间存在的不容忽视的密切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尝试做如下表述，即那些对于新型毒品产生了强烈心理依赖的吸毒者，实际上就是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当然，笔者的这一结论亦仅限于理论假说，尚未得到任何实证的检验。事实上，如此表述可能会有遭致误解之虞，因为读者也许会以为是由于新型毒品的作用，才使得毒品滥用者变成了APD患者。然而，就如前文所澄清的那样，笔者的看法恰恰相反，即正由于他们是APD患者，所以才会对新型毒品产生强烈的心理依赖—“心瘾”。再进一步分析，我们就会产生新的疑问：究竟为什么APD患者一经尝试新型毒品，就会有极大的可能对其产生“心瘾”？或者说，新型毒品对于APD患者到底意味着什么？由此看来，上文所揭示的三方面关联因素已经不足以充分回答这类疑问。换言之，APD患者对于新型毒品所固有的强刺激性的依赖度，仅仅回答了该问题的表面，其背后仍存在更深层次原因有待深入探讨，而本文的解释如下：
如果我们单看前文引述的反社会人格特征五项要点的第一项“在15岁之前开始并且在成年期继续违法或有社会不支持行为的历史”，往往就会先入为主地认定，唯有亲身实践过反社会行为的人，才有可能是APD患者。但事实上行为与人格特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尽管我们常常可以从行为中分析出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其原因在于，行为人具有反社会倾向，仅仅说明他能够几乎毫无罪恶感的实施诸如悖德、违法等反社会行为，但并不代表他就不忌惮实施该类行为可能造成的惩罚性后果。如在犯罪心理学的语境下表述，则反社会人格不过是替行为人在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自我辩解”时消除了最大的良心障碍，而他们在做出决意时仍须经历一种以趋利避害之本性为基础的“动机斗争”，这点并不因此而转移。换言之，APD患者绝不会因为他有反社会倾向，就将一切法律与社会规范都抛诸脑后（尽管其内心确实对规范持抵触态度），去无所顾忌的实施任何不法行为。正如“Cleckley标准”所揭示的那样，表面迷人、具有良好智力且无不良记录的APD患者是可能存在的，只要不法行为可能招致的制裁后果对他产生了充分的阻遏效果。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具有反社会人格的行为人都是精神上的被压抑者，无论他有否实施过反社会行为，也无论他身处怎样的社会阶层。进而言之，既然行为受到了规范的约束而无法如愿展开，则无形中就等同于APD患者自身的真实人格遭受了现实压抑而无从满足。此时，如果有一种游离于规范之外，近乎无责任的释放人格的方式存在于侧近，那么，这种方式对于上述APD患者的诱惑力将是无可比拟的。新型毒品，对于APD患者的意义就在于此，这也就是所谓“心瘾”的本质所在。
新型毒品对于神经官能的强刺激性，几乎能够满足APD患者的一切潜在欲求；作为娱乐放松工具的定位，以及相伴的群体性亚文化氛围，使他们被社会规范所压迫的人格得以充分的舒展；而生理依赖不明显这一特质，又使他们在滥用毒品时减轻了更多的心理负担……如此种种，新型毒品滥用为反社会人格障碍者提供了一种近乎世外桃源般的境地。深刻认识了这一层内容，对于我们从全新的视角理解新型毒品滥用现象，以及制订更为有效的矫治策略都是不无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