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修订的巨大压力与技术发展相伴的是著作权法
律的更迭、变化。韩国东国大学教授朴荣吉介绍，为满足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急速发展，韩国的著作权法反复进行了专门修正和部分修正。包括1987年和2006年的专门修订，到2010年为止，韩国的著作权法共修正了17次。不过，他认为，包括著作权制度在内的知识产权制度，并不是在21世纪信息化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因而导致了制度的陈旧，在诸多意义上讲，著作权制度需要进行改革和重新构建。
“中国的著作权法将面临全面修改。”一些专家抛出判断。对此论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春田予以支持并阐释，百年来中外著作权关系的基本格局，决定着中国著作权法的未来走向。当中，科学技术是决定因素，科技的迅猛发展引起了社会变动、社会关系的变化，进而引起法律的倾斜。科技带着社会走进了数字时代，而现行的法律，仍然是印刷技术时代的著作权法，“落后了一个时代”。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主张，应对这种局面，可以通过条例、司法解释、细则，甚至是对行业协会自治规则来补充。他认为，在借鉴国外立法的同时，也需要对国内的规则进行解释。
司法制度需要创新
“法律从它颁布那天开始就落后了。”一些专家提出，立法问题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因为法律总是滞后的。香港大学教授李亚虹认为，立法上无论再完备、仔细，也难以涵盖因为技术引发的侵权问题。应该创新知识产权司法制度，比如发展出一套准判决的制度，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适应互联网版权上日新月异、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
“法官需要灵活运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于晓白说。学者认为，司法需要发挥能动性，特别是界定公众“合理使用”这点上。如何保证著作权的利益，同时确保公众对知识、信息、作品的共享？尽管我国的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采取有限的列举方式，并且没有规定“兜底条款”，但是，不意味着网络时代的“合理使用”可以违背立法原意和法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