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说明问题，将基本法第2条第1款援引如下：第2条（1）人人享有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只要其不侵害他人权利、不违反合宪性秩序与道德法则。
从字面上看，这一条款绝无直接涉及出国旅行自由的文字，从而通过文义解释根本无法得出宪法法院的观点。而这一条款使用的概念极其模糊，其确切含义为何，必须借助文义解释之外的方法来确定。
在这个条款中，第一个核心概念是“人格的自由发展”。在艾尔弗斯案之前，关于“人格的自由发展”的范围并不清楚。对这一概念，是应该广泛地理解为“人做各种行为的自由”，还是应该做最低标准的理解，也就是指那些作为“人格的核心领域的自由”，没有这些自由，作为精神性、伦理性的个人就完全无法得以展示。在艾尔弗斯案中，宪法法院将“人格的自由发展”做了非常宽泛的解释，将其解释为“一般行为自由”（allgemeine Handlungsfreiheit）和“兜底基本权利”（Auffangsgrundrecht），一方面为本案的“出国旅行自由”找到了基本权利上的依据，另一方面，也使得基本法下的基本权利保护成为一个严密无漏洞的（Lückenlos）严密体系。在这一问题上，宪法法院采用了体系解释的方法。
宪法法院首先还是从文义与逻辑开始解释：
“基本法使用‘人格的自由发展’并非只意味着人格的核心内容的发展，也就是作为精神性、伦理性的人的本质的形塑。因为很难理解，内在于人格核心内容的发展，怎么会与社会道德、他人权利或者合宪性秩序相冲突。而这些限制性规定显然是指向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的个人，这说明基本法第2条第1款意味着非常广泛的行为自由。”[7]
接下来，宪法法院用体系解释的方法说明了基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行为自由与其他基本权利所保护的行为自由的关系。宪法法院指出，在基本法第2条第1款保护的一般行为自由之外，基本法还规定了其他的基本权利，来保障特定领域的自由。之所以将这些特定领域以特定基本权利加以保障，是因为从历史经验上看，这些领域最容易被公权力侵害。[8]在这些特定基本权利之外，又规定一个“一般行为自由”，显然是补充特定基本权利在覆盖领域上可能存在的漏洞。当某个行为无法被特定领域的基本权利所保护时，个人就可以通过主张基本法第2条第1款所规定之一般行为自由来寻求救济。由此，基本法第2条第1款就被认为具有“兜底功能”，一般行为自由也就成为“兜底基本权利”。
（三）“合宪性秩序”的涵义
至此，宪法法院已经确定，出国旅行的自由不属于基本法第11条之迁徙自由的保护范围，而属于基本法第2条第1款之一般行为自由的保护范围。从而，艾尔弗斯是否可以取得护照，以及护照法第7条第1款a是否合宪的问题，就应当置于基本法第2条第1款之下进行分析。[9]
该条款为一般行为自由设定的限制条件是“不侵害他人权利、不违反合宪性秩序与道德法则”，在艾尔弗斯案中，显然不涉及侵害他人权利和违反道德规范的问题，所以，需要分析的问题就是：艾尔弗斯的行为是否违反合宪性秩序而应被限制。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合宪性秩序”（verfassungsm？？ige Ordnung）呢？宪法法院认为，合宪性秩序只能被理解为“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符合宪法的一般法秩序”，也就是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符合宪法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在此案之前的程序中，明斯特高等行政法院曾将“合宪性秩序”解释为“根据宪法制定的，恪守于宪法的范围内的法秩序”。宪法法院援引了这一解释并表示赞同。[10]
但是，将“合宪性秩序”解释为“一般法秩序”却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合宪性秩序”这个概念措辞甚为模糊，而有显然含某些价值上的诉求。而在基本法的文本中，这个概念也不止一次的出现。宪法法院将“合宪性秩序”解释为“在实质上和形式上符合宪法的一般法秩序”是否会导致“体系违反”，以及这种解释是否有足够的依据，是宪法法院所必须说明的。
1.“合宪性秩序”在不同意义脉络中的不同含义
在基本法和其他的法律中，“合宪性秩序”这个概念不止一次的出现。例如基本法第9第2款规定：“社团的宗旨和活动违反刑法、合宪性秩序或违反民族谅解原则的，予以禁止。”第20条第3款规定：“立法应受合宪性秩序的约束，行政和司法应受法律和法的约束。”可以看出，如果将“合宪性秩序”解释为“在实质上和形式上符合宪法的一般法秩序”，并不一定能够适用于其他条文。比较明显的是第20条第3款。这一款中的“合宪性秩序”只能被解释为“宪法”，而不能被解释为“一般法秩序”。构成“一般法秩序”的最主要内容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立法机关有权修改、废止自己之前制定的法律，并制定新的法律，因而，“立法应受法律的约束”这样的说法就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地方的“合宪性秩序”就只能被解释为“宪法”，相应的，这一条款的含义就是：立法机关受宪法的约束，而行政和司法机关受法律的约束。宪法法院还认为，第9条中的“合宪性秩序”应被解释为“基础性的宪法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