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利于实现营业的维持
如果将营业看作诸多实体财产的叠加，则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如果将营业看作是机能性的人与物的结合，那么对于这个权利客体的存在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在营业租赁的场合，被租赁的营业并非是一堆机器设备，而是能够实现营利的机能性财产。因此，出租人必须保证被租赁的营业能够继续进行营业活动，而承租人也必须保证当租赁期限届满时，承租的营业仍然能够继续进行营业。例如，澳门商法典第117条第1项规定：“承租人必须按善良管理人之规则经营商业企业，不改变其所营事业，并维持组织之有效运作。”可见，营业租赁过程中，由于承租人租赁的不是简单的机器设备，而是具有机能性的营业，因而，必须要保证其有效运作。这一点与民法的规定不同。在民法中，承租人保证的是租赁物本身的完好。但是，商法中的营业租赁，不仅要维持租赁物的完好，还要保证营业的机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将营业作为整体看待，有利于营业本身的维持。
（三）明确了对营业进行保护的方式
如何对营业进行保护，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以台湾地区“民法”为例，学说和实务上对营业的保护便陷入困局。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4条第1项前段是关于过错侵害权利的侵权责任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而对于不属于权利的“利益”，则由第184条第1项后段规定：“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两者的差别是主观要件不同：对于权利的侵害，故意或者过失都可以成立；而对于利益的侵害，须故意为之。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的判例指出：“……以权利之侵害为侵权行为要件之一，故有谓非侵害既存法律体系所明认之权利，不构成侵权行为。”台湾学者认为，“营业”或“企业”是由财产（动产、不动产、智慧财产等）、商誉、信用、劳动关系、客户关系或业务经验等个别因素组成，并未凝聚成为一个实质的客体，不具有社会公开性及排他的归属范畴，与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等权利尚有不同，难以将其权利化，使因过失而侵害者，即具有不法性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5]（P.94）。但是，台湾学者也有认为营业为一项权利的客体，并且“营业权”或“企业权”属于“民法”应当保护的权利。（注释10：参见郑玉波著、陈荣隆修订：《民法债编总论》，2002年修订第2版，第174页；廖义男：“从经济法之观点论企业之法律问题”，载氏著《企业与经济法》，1980年版，第80～82页；史尚宽：《债法总论》，1983年版，第134～135页；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上），2000年新订版，第178页；刘孔中：“挖角与恶意挖角”，载《月旦法学杂志》第97期。）
虽然台湾地区“民法”关于权利保护的制度直接来源于德国民法，但是，由于德国存在营业（或企业）的法律概念，并将其视为商人所有权的特殊客体，因而民法中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也适用于对营业的侵犯。在德国民法理论中，企业常常被看作是物权所指向的标的的一种特殊形态。企业经营权被视为民事物权的一个部分。它与其他物权一样，受到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保护[16]（P.123－124）。与德国类似，日本的判例也承认了对“老铺”的侵权行为的成立[7]（P.152）。
对于营业的保护问题，不能局限于营业中的财产权保护，还应当包括各种营业上的利益。由此，对于营业的保护就不能只局限于民法上的保护。因为，民法上的保护是对营业中的特定财产权利的保护，是具体的保护。而商法上通过建立对营业的所有权这一制度，可以对营业进行概括的保护。例如，澳门商法典第96条规定：“企业主除享有法律对构成其企业之每一财产所给予之特定保护外，对企业亦享有所有权之一般保护。”可见，在澳门商法上“企业”（即本文意义上的营业）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所有权客体，法律对其采取与保护一般所有权一样的保护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