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理性思考
陈敏
【摘要】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要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科学认识我国的法治进程，以“现实合理”作为完善包括证据制度在内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思路；平衡好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全面研究国外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实践运作状况；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实合理；平衡；中国国情
【全文】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也是定案的根据，相应来讲，证据制度就是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是证据制度的重中之重。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同时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讨论也进入了一个更为热烈的阶段，并形成了一个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热点问题。这些讨论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层面的，主要探讨这一规则的价值基础和正当性问题；另一类则是实践层面的，主要探讨这一规则如何在实践中运作。本文试图从实践入手，探求应当如何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看待和运用这一规则。
一、科学认识我国的法治进程，以“现实合理”作为完善包括证据制度在内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思路
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都存在差异，没有哪两个国家的法律是完全相同的，而法律的不同根本上源自于国情不同，特别是所处的法治进程不同。有学者指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美国，传入亚洲国家是近二三十年人权意识高涨的结果，亚洲国家法治教育与守法观念的成熟度，与美国有一定程度的差距，一步到位地套用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然引发文化冲突；因此纵使各国学界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保障人权上的价值，但仍需思考如何引进的步骤，以避免冒进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同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人权的理论，是崇高的理想，它的实现必须以全民法治教育的普及为基础，并非一蹴可及，更不是各种不同形态的法治社会都能随意仿效的。[1]
因此，在决定适用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前，应当首先判断中国的法治进程处在什么样的阶段。依法治国是宪法确立的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治国是中国发展的必然方向，但邓小平同志对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绝不仅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同样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之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巨大的提升，但是，中国2010年人均GDP预计29748元（约合4500多美元），在世界上排在100名左右[2]。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被法学界公认为法治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也是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都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与经济现代化相比，法治现代化是一个更加艰难而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积淀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的伟大目标。忽视法治发展的阶段性和国情特点，企图靠移植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而“速成”，对于法治建设是非常不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