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刑法规范都是为了保护某种法益而制定的，保护的方法是禁止和惩罚侵犯法益的犯罪行为。当然，刑法存在的根据不仅仅在于法益保护，更在于人权保障，即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对个人自由予以维护和保障。可以肯定的是，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之间不免存在紧张关系。如果强调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就会受到限制。近现代刑法常常是优先考虑人权保障机能，将人权保障作为首要的价值目标，可以说，强调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已成为现代刑法的基本特色。而我国是一个具有漫长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一直强调刑法对犯罪的惩罚，刑法工具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在刑法的社会机能方面，表现为过分关注法益保护而疏于人权保障。将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作为最高价值，极力扩大刑法的干涉范围，这种状况是和现代刑事法治的价值追求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的。在我国刑事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需要对传统的刑法机能观进行修正和扬弃，实现由关注法益保护机能向侧重于人权保障机能的转变。因此，既要看到持有型犯罪在周延法益保护方面的积极功能，更应该注意该类犯罪所蕴含的限制、侵犯公民自由的潜在危险，对其与人权保障机能不相容的负价值应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
（二）因推定出错而裁判错误
持有型犯罪通常没有具体的被害人，也没有实际损害结果，其外部往往表现为一定的静态特征。行为人的目的、所持特定物品或财产的来源和去向难以查清，尤其在行为人有意隐瞒其持有的真实原因、隐匿或毁灭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几乎没有查清的可能，故此，在认定持有型犯罪时适用推定的方法。所谓推定，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由法院按照经验法则（又被称为“常态联系”），从某一已知的确定事实，而推断另一不明事实的存在。其中已知的、确定的事实称为基础事实，不明的、需推定的事实称为推定事实。推定能够减少不必要的证明或避免难以完成的证明，有助于持有型犯罪案件事实的认定，但与证据直接证明相比较，推定毕竟降低了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存在出错的可能性，一旦推定出错，建立在推定事实基础上的刑事裁判则错误难免。之所以会出现推定出错的现象，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基础事实并非客观事实。基础事实是推定的起点。对刑事推定而言，基础事实必须真实，即基础事实必须是经过证据证明并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的事实，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推定事实的可靠性与准确性。但必须认识到，基础事实只是一种法律事实而不是案件的客观事实本身，司法实践中，如果证明基础事实的证据没有收集到，或虽然收集到但未能运用于刑事诉讼的情形并非没有；加之查明基础事实的活动既是一种证明活动，也是一种认识活动，而人们的认识能力具有相对性。这些因素势必导致基础事实难以达到绝对的真实，即基础事实并不一定和案件客观事实完全一致，两者之间有时会出现偏差。例如，在非法持有毒品案件当中，基础事实是行为人“非法持有毒品”，如果持有毒品的“非法”性得不到证明，就可能造成基础事实与案件客观事实不相吻合，而实践中行为人可能具有“持有”的正当依据或者是因为无知、疏忽或被栽赃陷害而持有毒品。
